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一、被告人甲波周盗伐林木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二、被告人户燕军、李富强等6人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案三、被告人贡嘎平措等3人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四、义马市朝阳志峰养殖厂诉河南省义马市联创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水污染责任纠纷案五、甘肃兴国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诉甘肃省夏河县人民政府单方解除行政协议案六、河南省环保联合会诉聊城东染化工有限公司环境污染公益诉讼纠纷案七、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人民检察院诉东营市水利局未全面履行河道监管法定职责行政公益诉讼案八、陕西省三原县人民检察院诉陕西省三原县大程镇人民政府未履行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法定职责行政公益诉讼案九、山西省岚县人民检察院诉岚县水利局未履行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法定职责行政公益诉讼案十、郑州市生态环境局与河南鑫洲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司法确认案一、被告人甲波周盗伐林木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基本案情】被告人甲波周为自建房屋申请砍伐木材50立方米。2018年7月底，在尚未取得林木采伐许可证情况下，甲波周谎称已取得砍树指标，请人在崇尔乡列更山上砍伐云杉树木39棵、蓄积为44.87立方米。同年9月10日，甲波周主动到若尔盖县森林公安局投案，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后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四川省若尔盖县人民检察院依法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裁判结果】四川省若尔盖县人民法院一审认为，甲波周在未取得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擅自砍伐国家所有林木云杉，蓄积44.87立方米，数量巨大,已构成盗伐林木罪。鉴于甲波周构成自首，其盗伐林木目的是用于自建房且能认罪认罚，故对其减轻处罚。若尔盖县人民检察院依法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主体适格，程序合法，对其公益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一审法院判决甲波周犯盗伐林木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2000元；甲波周在判决生效后六个月内，补种云杉树390株。【典型意义】本案系盗伐林木引发的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若尔盖县地处黄河上游，是重要的水源涵养区。该区域的森林资源具有保持水土、维护生物多样性等重要作用。通过案件审理，人民法院统筹运用刑事、民事责任方式，落实恢复性司法理念，在判决甲波周负刑事责任的同时承担补植复绿的生态环境修复责任，构建惩处和复绿并举的责任追究机制，对于有效树立“伐树要许可、毁树须担责”的生态保护意识，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生活方式，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二、被告人户燕军、李富强等6人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案【基本案情】2016年9月至2017年7月间，被告人户燕军、李富强等6人在安阳市殷都区梅园庄北街等多处地方实施盗掘行为。其中，在殷都区梅园庄北街盗挖出两个青铜戈，后被李富强以3000元的价格出售。经国家文物出境鉴定河南站鉴定，该系列盗掘行为破坏了殷墟遗址的商代文化层，盗掘位置分别位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殷墟遗址保护区的重点保护区、一般保护区、建设控制地带。【裁判结果】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户燕军、李富强等6人盗掘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区范围内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其行为构成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一审法院判决户燕军、李富强等6人犯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至十二年不等，均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罚金二十万元至十五万元不等。【典型意义】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黄河流域分布着大量的古文化遗址和古墓葬群。其中，殷墟遗址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具有重要的保护价值。包括古文化遗址在内的人文遗迹在文化、科学、历史、美学、教育、环境等方面都具有极高价值，是环境保护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本案判决体现了人民法院严厉打击破坏古文化遗址和古墓葬行为，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的政策导向，对提高公众文物保护意识具有教育指引作用。三、被告人贡嘎平措等3人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基本案情】2017年12月间，被告人贡嘎平措等3人在玉树市仲达乡邦琼寺附近一山沟处用铁丝陷阱非法捕杀三只母马麝，并将尸体埋于现场附近。玉树市森林公安局民警接群众报案后将三人当场抓获。经鉴定，案涉野生动物马麝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三只马麝整体价值为90000元。青海省玉树市人民检察院依法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裁判结果】青海省玉树市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贡嘎平措等3人的行为，构成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三被告人的行为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应承担因犯罪行为给国家野生动物资源造成的损失。一审法院判决贡嘎平措等3人犯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至三年六个月不等，并处罚金；判决三被告共同赔偿野生动物资源损失90000元，并公开向社会公众道歉。【典型意义】本案系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引发的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保护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对于保护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系统平衡具有重要意义。三江源地区是黄河的发源地，生物多样性丰富，但同时也属于生态脆弱区。本案在严惩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的同时，依法判决赔偿国家经济损失并赔礼道歉，体现了司法保护生态环境公共利益的功能，对于全面禁止和惩治非法野生动物交易，引导社会公众树立自觉保护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意识，维护国家生物安全和生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四、义马市朝阳志峰养殖厂诉河南省义马市联创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水污染责任纠纷案【基本案情】义马市朝阳志峰养殖厂（以下简称志峰养殖厂）是2017年6月经工商登记注册的个体工商户，经营范围为鸡饲养、养殖淡水鱼。该养殖厂毗邻黄河支流涧河，鱼塘用水系涧河渗入。2018年2月，河南省义马市联创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联创化工公司）向涧河上游水域倾倒工业废水，导致位于涧河下游的志峰养殖厂中养鱼塘、钓鱼塘水质均被污染，所饲养鱼苗全部死亡。志峰养殖厂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联创化工公司赔偿其鱼塘死鱼损失、钓鱼经营损失、养鸡损失并承担修复鱼塘、养鸡环境修复责任及环境修复费用等。【裁判结果】河南省义马市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联创化工公司向涧河水体排放污染物的行为以及志峰养殖厂所养殖鱼死亡的事实均可认定，且志峰养殖厂养殖鱼水体位于联创化工公司向涧河排污的下游段，具有一定关联性，应由联创化工公司就其排污行为与志峰养殖厂养殖鱼死亡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联创化工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其排污行为与志峰养殖厂养殖鱼死亡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故联创化工公司作为环境污染者，依法应对志峰养殖厂承担侵权责任。一审法院依据鉴定意见，判决联创化工公司赔偿志峰养殖厂养鱼塘及钓鱼塘损失89600元及律师费，承担环境修复费用24400元。【典型意义】本案系上游排污引发下游损害的典型水污染纠纷案件。环境侵权纠纷的原告需就污染行为和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关联性承担初步举证责任。本案中，人民法院基于原被告在地理位置上具有上下游关系，认定关联性成立并将因果关系不存在的举证责任转移给被告承担，系对环境侵权因果关系举证责任分配规则的正确适用。同时，本案裁判明确了受害人在私益诉讼中亦可就与其人身、财产合法权益保护密切相关的生态环境修复提出主张，该修复费用必须用于修复生态环境。本案的正确审理，落实了损害担责原则，对于在私益诉讼中如何处理好与维护生态环境公共利益的衔接关系亦具有示范作用。五、甘肃兴国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诉甘肃省夏河县人民政府单方解除行政协议案【基本案情】2007年，甘肃省夏河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夏河县政府）与甘肃兴国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兴国公司）签订《夏河县王格尔塘水电站开发建设项目合同书》（以下简称水电站项目合同），约定由兴国公司在黄河一级支流大夏河开发建设王格尔塘水电站，总装机容量13500千瓦。兴国公司做了前期准备工作，但项目一直未进入开工建设阶段。2013年10月颁布的《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生态环境保护条例》（以下简称州条例）规定，自治州辖区内禁止开发建设五万千瓦及以下水电建设项目。2016年4月，夏河县水务水电局通知兴国公司，决定禁止开发案涉水电站。同年12月，夏河县发展和改革局、水务水电局、原环境保护局、原国土资源局下发《关于禁止开发王格尔塘水电站的情况说明》，取消案涉水电站开发建设项目计划。2017年2月，夏河县政府向兴国公司发函，收回与其签订的案涉水电站项目建设开发权，取消相关开发建设项目计划。兴国公司诉至甘肃矿区人民法院，请求确认夏河县政府解除案涉水电站项目合同的行为违法。【裁判结果】甘肃矿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案涉水电站项目合同于2007年6月签订后，至2013年10月州条例颁布施行，兴国公司所做工作为项目建设的前期准备，项目并未进入开工建设阶段，故该项目建设开发应当受州条例约束。由于州条例的颁布施行使得水电站项目合同履行的法律基础丧失，夏河县政府依照州条例的规定，收回尚未实际开工建设的水电站项目建设开发权，取消相关项目计划，于法有据。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兴国公司确认夏河县政府解除水电站项目合同行为违法的诉讼请求。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一审判决。【典型意义】本案系行政协议履行过程中引发的行政案件。行政协议履行过程中，如因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需要，或遇法律政策有重大调整时，行政机关依法享有单方变更、解除行政协议的权利，但因此造成相对人合法权益受损的，应当依法予以补偿。本案中，夏河县政府根据州条例的规定，结合水电站项目并未进入开工建设阶段的实际情况，单方解除水电站项目合同，是履行大夏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职能，维护公共利益的合法行为。人民法院依法支持夏河县政府决定，有利于规范黄河上游水电资源开发利用，有效保护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六、河南省环保联合会诉聊城东染化工有限公司环境污染公益诉讼纠纷案【基本案情】2015年3月至5月，聊城东染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染化工公司）擅自将其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硫酸15车共计1000余吨，交给没有危险废物运输处置资质的陈文玲等8人进行非法处置，分别倾倒在南乐县近德固乡潴龙河（流入黄河支流马颊河），以及千口镇柴庄村北、清丰县韩村乡等7处河沟内。该废酸属于《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HW34废酸类”危险废物，对地表水和土壤环境造成严重损害，并直接造成周边群众的麦苗和林木枯死。河南省环保联合会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判令东染化工公司恢复原状或承担治理费用及已经发生的鉴定评估费、应急处置费等，并公开赔礼道歉。濮阳市人民检察院依法支持起诉。【裁判结果】经河南省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濮阳中院）主持调解，双方达成如下调解协议：一、东染化工公司赔付环境修复治理费用600万元，第一期300万元已缴纳，第二期300万元于2019年1月1日前缴纳至濮阳中院指定账户。二、东染化工公司法定代表人薛春林自愿承诺：薛春林面向社会开放其拥有的CN201720746317.9号“一种回收氟化氢的装置”实用新型专利，任何单位或个人均可以善意地实施该专利，该项承诺一经作出不可撤销。三、东染化工公司在濮阳市级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四、东染化工公司支付河南省环保联合会律师费15万元。濮阳中院将调解协议内容依法进行了公告，公告期间内未有任何个人或单位提出异议。濮阳中院经审查认为，上述协议内容符合法律规定，不违反社会公共利益，予以确认。【典型意义】本案系社会组织起诉、由检察机关支持起诉的涉水和土壤污染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本案中，企业将生产出的废酸交给没有危险废物运输处置资质的个人非法倾倒至黄河流域多处河沟，对地表水和土壤环境造成严重损害，应承担环境侵权责任。人民法院组织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内容不仅包括企业承担环境修复治理费用、赔礼道歉等法律责任，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还主动向社会开放了其拥有的环境保护方面实用新型专利。人民法院在依法支持社会组织环境公益诉权，确保污染者及时履行环境修复责任的同时，着眼环境利益最大化，积极创新审判执行方式，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七、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人民检察院诉东营市水利局未全面履行河道监管法定职责行政公益诉讼案【基本案情】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东营区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东营区六户镇武家大沟大许村西至邱家村东段两岸的堤坝被非法取土，破坏严重、未予修复，危及河道行洪及周边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于2018年6月发出检察建议，建议东营市水利局依法全面履行职责，恢复堤坝原状或采取其他补救措施。按照检察建议，东营市水利局对相关河段进行了修复，共修复岸线长度2757米。但东营区检察院跟进监督发现，堤坝无法满足设计标准和汛情要求，且部分修复堤段已出现溃坝、漫堤现象，致使河道两岸农田全部受灾，生态环境破坏状态未得到治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持续受到侵害的现象并未得到有效改善。东营区检察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请求确认东营市水利局未全面履行河道监管法定职责的行为违法；判令其继续履行职责，采取补救措施对案涉被毁堤坝予以修复。【裁判结果】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东营市水利局作为行政主管机关，负有对案涉河道进行监督管理的职责。虽然东营市水利局已组织执法人员对在案涉堤坝及其护堤非法取土予以制止，但未采取修复补救措施。在收到检察建议后，东营市水利局虽然修复了案涉河道北岸线堤坝，履行了一定的修复职责，但并未全面履行河道监管法定职责。一审法院判决确认东营市水利局未全面履行河道监管法定职责的行为违法；东营市水利局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六个月内采取补救措施。【典型意义】本案系黄河流域河道堤坝保护引发的行政公益诉讼案件。洪水风险依然是黄河流域的最大威胁，做好防洪工程设施保护是确保黄河长久安澜的重要环节。本案中，行政主管机关在收到检察建议后虽履行了一定修复职责，但案涉堤坝仍存在无法满足设计标准和汛情要求，且部分修复堤段存在溃坝、漫堤现象。人民法院针对检察机关提起的公益诉讼请求，判决认定行政机关未完全履行法定职责，并判令其继续履职采取修复措施，有利于监督行政机关依法及时全面履行职责，共同维护防洪工程设施，切实保障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黄河沿岸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八、陕西省三原县人民检察院诉陕西省三原县大程镇人民政府未履行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法定职责行政公益诉讼案【基本案情】陕西省三原县大程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大程镇政府）所辖区域位于渭河支流清河的北部沿岸。2012年，为优化镇区环境、解决污水直排问题，大程镇政府申报获批关于“建设大程镇污水处理厂及污水管网工程”项目，并完成污水处理厂的征地及围墙圈建工作，但污水处理厂及污水管网工程一直未予建设，排污状态依然持续。陕西省三原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三原县检察院）向大程镇政府发出检察建议。大程镇政府未在规定时间内予以回复，亦未启动污水处理厂及污水管网工程建设。三原县检察院遂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请求确认大程镇政府未依法履行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职责的行为违法；判令其继续依法履行法定职责，建设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管网，保证排出的污水符合相关标准。【裁判结果】陕西省三原县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大程镇政府具有建设农村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及公共污水管网的法定职责，其在案涉工程批准后长达四年多时间未予建设，致使大程镇四个行政村和七个企业的污水长期超标准直接排入清河。三原县检察院发出检察建议后，大程镇政府仍未有效解决上述问题，社会公共利益一直处于受损害状态，已构成怠于履行法定职责的行政不作为。鉴于该工程涉及范围广、工程量大，建设工期可参照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确定为25个月。一审法院判决确认大程镇政府未完全履行法定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职责的行为违法，并限其于判决生效后25个月内建设完成三原县大程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和公共污水管网，保证排入清河的污水符合排放标准。【典型意义】本案系黄河流域农村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及污水管网建设引发的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农村污水处理设施及管网建设是打好水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要方面，也是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建设美丽乡村的应有之责。本案中，大程镇政府怠于履行法定职责，案涉工程在批准后一直未动工建设，导致污水长期超标准直接排入清河。受案法院依法判决支持检察机关的诉请，并在判决生效后和检察机关共同派员前往项目施工现场持续进行监督，促使案涉工程按期建成并投入使用，展现了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目标导向，充分发挥司法职能，监督支持依法行政，有效解决农村环境突出问题，保障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九、山西省岚县人民检察院诉岚县水利局未履行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法定职责行政公益诉讼案【基本案情】山西岚县昌恒煤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恒公司）项目井田位于汾河水库饮用水源准保护区。2017年9月，山西省岚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岚县检察院）向岚县水利局发出检察建议书，建议其制止昌恒公司在岚河（汾河一级支流）内私设排水口、排放污水的行为。同年10月14日，岚县水利局对昌恒公司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责令该公司于2017年10月20日前拆除排污口，并处罚款10万元。2018年3月，岚县水利局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山西省岚县人民法院认为，岚县水利局作为水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具有行政强制执行权，故裁定对其申请不予受理。岚县检察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请求确认岚县水利局不依法履行拆除昌恒公司私设排水口的法定职责违法；判决岚县水利局采取补救措施依法全面履行法定职责。【裁判结果】山西省临县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岚县水利局系岚县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昌恒公司未经批准设置排污口，应由岚县水利局责令限期拆除；岚县检察院发出检察建议后，尽管岚县水利局履行了相应的职责，但至今污水仍在排放，应当认定为岚县水利局履职不到位。一审法院判决确认岚县水利局不依法履行拆除昌恒公司私设排水口的法定职责违法；责令岚县水利局采取补救措施，依法全面履行法定职责。岚县水利局不服一审判决，向山西省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后经二审法院裁定准许其撤回上诉。【典型意义】本案系为制止在饮用水水源地准保护区非法排污引发的行政公益诉讼案件。饮用水安全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国家为此建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制度。饮用水水源地准保护区虽然属于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外围，但按照水污染防治法及相关规章的规定，在准保护区内直接或间接向水域排放废水必须符合国家及地方规定的排放标准。汾河是黄河的主要支流，汾河水库是下游和周边居民重要饮用水源。昌恒公司项目井田位于汾河水库饮用水源准保护区，其私设排水口、排放污水的行为，不仅污染环境，还严重威胁到人民群众的饮水安全。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人民法院依法作出行政判决，监督具有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全面履责，保障了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法律制度的严格落实。十、郑州市生态环境局与河南鑫洲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司法确认案【基本案情】2017年11月，河南鑫洲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洲公司）在新郑市龙湖镇非法倾倒有毒土壤。经鉴定，土壤中含有六六六与滴滴涕等农药因子，受污染土壤共计14.89万立方米。在有关部门采取紧急控制措施、查清污染事实、鉴定损害后果后，根据河南省郑州市人民政府授权，郑州市生态环境局与鑫洲公司进行磋商，达成了《新郑市龙湖镇李木咀村与刘口村土壤污染案件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主要内容为，（一）由鑫洲公司赔偿应急处理及调查评估，土壤修复效果评估、监理与验收，恢复性补偿等费用共929.82万元。（二）由鑫洲公司承担土壤修复责任，委托第三方进行受污染土壤无害化处置，直至评估达标；否则须按司法鉴定土壤修复估算费用的130 %计算违约金，计1.9亿元，同时还应就损害扩大部分承担全部法律责任。（三）若鑫洲公司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协议，郑州市生态环境局有向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权利。协议达成后，双方共同向人民法院申请要求确认协议有效。【裁判结果】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司法确认申请后，依法对《新郑市龙湖镇李木咀村与刘口村土壤污染案件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内容进行了公告。公告期内，未收到异议或意见。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协议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审查后认为，申请人达成的协议符合司法确认的条件，遂裁定确认协议有效；拒绝履行或者未全部履行协议时，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典型意义】本案系土壤污染引发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司法确认案件。涉案磋商协议对赔偿权利人和赔偿义务人的身份，生态环境损害的事实、程度和有关证据，双方对生态损害鉴定报告的意见，生态环境损害修复模式及费用支付方式，修复工程持续期间，修复效果评估以及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协议的责任等内容做了全面约定，不仅确保生态环境损害修复工作落到实处，也便于接受公众监督，充分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受案法院对生态环境损害磋商协议司法确认的程序、规则等进行了积极探索，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人民法院通过司法确认，赋予磋商协议强制执行效力，促进磋商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中的积极作用，引导企业积极履行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强化土壤污染管控和修复，促进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来源：最高人民法院-END-

受害人具有特殊体质时侵权因果关系认定并非当然适用“蛋壳脑袋”规则——陈某诉程某等侵权责任纠纷案案例编写人戴欣媛案件索引二审：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8）沪01民终3372号（2018年7月12日）裁判要点在受害人具有特殊体质的情况下，仍应当基于相当因果关系理论认定侵权因果关系是否成立。特殊体质对于侵权因果关系判断的影响应包括：一是在条件关系检验中，要注意判断特殊体质在损害形成中起作用的性质，由特殊体质单独、主动造成的损害显然与侵权行为无关；二是在相当性判断方面，可预见性规则依然有效，通常情况下的合理行为不应当被轻易认定为侵权行为，行为人对特殊体质的注意义务也应当具有可预见性。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基本案情2017年2月13日下午，案外人途经小区内小花园时，适逢程某等七人在小花园内组队进行三对三的足球游戏。游戏过程中，足球被踢到程某的膝盖后弹出碰至案外人面部，致其佩戴的眼镜掉落。案外人即抓住程某，要求道歉，但程某挣脱不肯道歉。案外人再次抓住程某，并用手击打程某。他人见状，将案外人劝开，案外人当即表示感觉头晕不适。他人即将案外人扶至一旁的椅子坐下。经拨打110和120电话，警察和120救护人员先后赶至现场。案外人被120救护车立即送往附近某医院急救，因其病情危急，被转至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继续抢救，但经抢救无效于2017年2月16日死亡。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出具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确认蛛网膜下腔出血系案外人死亡直接原因。案外人生前高血压病史10余年，曾小脑梗死。事发前，其于2017年1月18日至2017年1月26日入住某医院治疗。入院体征记载为行走步态不稳，直线行走困难。治疗期间诊断为良性阵发性眩晕、多发性腔隙性脑梗死、高血压Ⅲ级（很高危）。案外人之妻浦某及其女陈某认为程某等人的侵权行为造成案外人死亡，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故提起本案诉讼，要求程某等七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连带赔偿医药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等。裁判结果一审法院于2017年12月14日作出民事判决驳回原告陈某、浦某的诉讼请求。宣判后，陈某提出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上海一中院）于2018年7月12日作出（2018）沪01民终3372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裁判理由上海一中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案外人的死亡与其头部受到足球碰触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陈某主张被上诉人程某等七人在踢足球时，弹出的足球砸到案外人头部造成其死亡。但在通常情况下，未成年人踢出的足球力度远不如成年人，且足球并非直接击中案外人，而是撞到程某膝盖后反弹至案外人面部，同时，案外人所站位置离程某有数米的距离，此种力度的足球碰触一般不足以产生致人死亡的后果。此外，案外人在被足球碰触后，与程某进行交涉，并主动用手击打程某，表明案外人被足球碰触后其意识和行动尚未受到影响。因此，陈某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案外人蛛网膜下腔出血与其头部受到足球碰触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案例注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规定，一般认为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包括行为、损害、因果关系及过错四个方面。本案的争议焦点即在于判断案外人的死亡与其头部受到足球碰触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即判断侵权因果关系是否成立。一、相当因果关系的成立是构成侵权责任的基础在侵权法学说中，判断因果关系成立与否的学说主要有条件说、相当因果关系说、规范目的说等。实务中，主要采相当因果关系说。相当因果关系由“条件关系”及“相当性”所构成，即一方面要采用“若无，则不”的认定检验方式判断是否存在条件关系，另一方面要以相当性来合理界限侵权责任的范围。[1]（一）条件关系的存在是相当因果关系成立的前提条件关系的“若无，则不”检验方式一般是指存在事实上的因果关系，并同时满足“无此行为，必不生此种损害”的检验标准。本案在条件关系的判断上遇到的主要困难是因果链条并不连贯，从足球触碰案外人到案外人感觉头痛并被送医之间，还存在着案外人与程某发生争执的情况，同时又没有充分证据可以证明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案外人蛛网膜下腔出血。如果是案外人在与程某的争执过程中情绪激动引发了自身疾病，那么足球触碰与案外人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已经中断。虽然，从事实上的因果关系看，此时是足球触碰引起了案外人与程某争执，进而引起案外人情绪激动，最后病发。但这并不符合条件关系的“若无，则不”检验标准，即不能说若无足球触碰，则案外人不会情绪激动，不会发病。概因足球触碰只是案外人与程某发生争执的原因，即使足球并未触碰到案外人，案外人也可能因惊吓或主动教育等原因与程某发生争执，案外人依然会出现情绪激动甚至病发的情况。因此，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难以直接认定足球触碰与案外人死亡之间存在条件关系。（二）相当因果关系的成立应符合相当性判断另一方面，相当因果关系的成立也必须符合相当性判断。该判断的出现是为避免侵权责任顺着因果链条泛滥，是从关上责任阀门的角度，对符合条件关系的因果连接进行的有责限定。即使行为与损害之间存在“无此行为，必不生此种损害”的条件关系，仍要考虑是否符合相当性的价值判断，有无法律上归责的必要。此项理论源自德国，并被瑞士、荷兰、希腊、日本等国所继受，我国台湾地区亦采此说。关于相当性的认定，各国判例学说所采的判断基准宽严不同，但具有一项共识，即相当因果关系不仅是一个技术性的因果关系，更是一种法律政策的工具，是侵权行为损害赔偿责任归属之法的价值判断。[2]通常认为，相当性解释为通常足以产生此种损害。其关键在于原因是否表现为通常形态，而不是特殊性质的、依据事情正常发展不予考虑的，目的在于排除“加害人”对因某些极其特殊的原因所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3]特别在过失侵权领域，对因果关系的认定必须考虑相当性，包括客观性、公平性、合理性和高度盖然性等，否则过失侵权责任将漫无边际。 具体到本案，正如前文所述，通常情况下未成年踢出的足球力度较小，难以造成成年人蛛网膜下腔出血的后果。即使之后又出现争执的情况，依据事情的正常发展，也并不会产生死亡的侵权后果，即理性的行为人在行为时并不能预见这一损害后果。因此，从相当性的角度看，对程某等人踢足球的行为并无法律上归责的必要。但本案还涉及案外人具有高血压的特殊体质，必须判断这一特殊体质对于本案侵权因果关系认定是否有影响。二、“蛋壳脑袋”规则有其适用界限受害人具有特殊体质时，侵权人应就扩大损害负责，不能以特殊体质与侵权行为竞合为由减轻责任，此即所谓“蛋壳脑袋”规则。[4]该规则源于英国早期侵权法的严格责任，基本逻辑是“人必须对自己的行为承担风险”。对比于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可预见理论，“蛋壳脑袋”规则在现代侵权法中堪称“立于鸡群之怪鸭”。[5]即使在那些曾经坚守“蛋壳脑袋”规则的国家和地区，法院也以不同理由和方式对该规则予以限制。[6]我国同样也没有在侵权法领域全面地认为受害人具有特殊体质即意味着行为人需要对全部损害承担责任。 （一）最高法院指导案例24号并未完全确立“蛋壳脑袋”规则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24号明确“交通事故的受害人没有过错，其体质状况对损害后果的影响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人责任的法定情形。”上述规则借鉴了“蛋壳脑袋”规则的一部分内容，但这并不是在我国侵权法领域全面引入该规则。指导案例24号认为，“虽然原告荣宝英的个人体质状况对损害后果的发生具有一定的影响，但这不是侵权责任法等法律规定的过错”，即特殊体质不属于法律规定的过错。同时，“其年老骨质疏松仅是事故造成后果的客观因素，并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即特殊体质仅是客观因素，不是法律上因果关系中的原因。由此得出，在损失分担方面不考虑受害人特殊体质具有正当性。但指导案例24号仅是在侵权因果关系成立时，指导有关损失分担问题的裁判，[7]并未解决因受害人特殊体质介入引发异常损害时的因果关系认定问题。指导案例24号并没有提出，当受害人有特殊体质时，行为人即不能以特殊体质单独造成了损害结果、损害结果不具有可预见性等理由抗辩称侵权因果关系不成立。此时，对于侵权因果关系的判断仍应当遵循相当因果关系理论，特殊体质则属于相当因果关系判断中需重点关注的事实因素之一。 （二）“蛋壳脑袋”规则适用的前提是有明确的条件关系从历史上看，“蛋壳脑袋”规则源自于英国早期侵权法的严格责任，是对基于“异常损害”而产生的责任进行分配的规则。其道德正当性主要基于在加害人过错侵权时，使其对不能预见的损失承担责任确实有些无辜，但相对于完全无辜的受害人，加害人就不那么无辜了。[8]正因为此，适用“蛋壳脑袋”规则应当更加注意确认加害人的道德可责性，这在侵权纠纷中首先表现为应当存在明确的条件关系。 这就要求在认定相当因果关系中的条件关系时，一是注意判断特殊体质在损害形成中起作用的性质。正如指导案例24号所言，特殊体质不属于侵权因果关系中的原因，特殊体质仅是单纯的客观状态，是侵权行为发生时的环境因素。相对于侵权行为，特殊体质应当是被动发生作用的，即侵权行为才是引发损害的原因，而特殊体质本身不表现为损害，也不能单独引发损害。因此，由特殊体质单独、主动造成的损害显然与侵权行为无关，不符合条件关系。二是注意对条件关系的认定应以有证据支撑的事实为依据。对于侵权因果关系的认定并非全然是客观判断，常识和逻辑判断是因果关系认定的重要部分，也是形成法官心证的必由路径。但应当注意，对特殊体质在损害中作用的判断常常具有高度的医学专业性，法官基于常识或逻辑进行推理应具有相当的客观性和可靠性，不应参杂过多主观因素，也不能用常识或逻辑代替直接证据支持。在没有充分证据支持的情况下，仍应以通常情况作为判断基准。本案中，案外人的死因是蛛网膜下腔出血，该症是指脑部血管破裂后血液直接流入蛛网膜下腔，医学临床上分为外伤性（继发性）与非外伤性（自发性）两大类，非外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是一种常见且致死率极高的疾病。鉴于案外人在事发一个月前曾小脑梗死，并有十余年高血压病史，其具有自发引起非外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的特殊体质。因此，案外人的特殊体质在损害的形成过程中具备主动或被动作用两种可能。同时，因缺乏充足证据，也难以通过常识或推理对作用性质作出论断。因此，难以确定足球触碰与案外人蛛网膜下腔出血之间存在明确的条件关系，即不存在适用“蛋壳脑袋”规则的前提条件。（三）“蛋壳脑袋”规则的适用受可预见性规则限制“蛋壳脑袋”规则的重要内容就是认为特殊体质不属于应当排除加害人侵权责任的特殊原因，哪怕对于通常情况而言这种损害颇为特殊。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对普通侵权因果关系进行相当性判断的结果不一致，但不能因此夸大特殊体质在相当性判断中的特殊性或正当性。如果只要行为与损害之间有事实上的因果联系，不论这种联系多么微弱或稀有，也不论损害多么严重或无法预见，行为人就因“蛋壳脑袋”规则对由此产生的所有损害承担责任，这显然是不符合当代公平和道德观念的。这种可预见性一方面表现为通常情况下的合理行为不应当被轻易认定为侵权行为。人与人在相处交流时会发生言语、肢体等接触，一个具有正常判断能力的理性人能够明确认知何种行为属于正常交流、何种行为具有危险性，如若对于侵权行为的认定打破了此种认知，将使得人们难以判断自己行为的后果，也会导致法的可预测性的丧失，减弱法的指引、评价和教育作用。另一方面，行为人对特殊体质的注意义务应当具有可预见性。如果该特殊体质从外表上既可以预知，那么可以认为行为人应当注意到此种特殊性，理应提高自己行为的注意程度。但如果该特殊体质对于行为人而言完全无法预知，那么要求行为人提高自己行为的注意程度则显得缺乏根据，也有过分转嫁责任之嫌。本案中，若案外人系由于争执导致情绪激动进而高血压病发致其蛛网膜下腔出血，那么就必须考虑争执在因果关系链条上的性质。通常情况下，没有肢体冲突的争执是一种不具有危险性的行为，程某拒绝道歉也并非是一种正常认知下的危险行为，故程某的行为具有合理性，并非侵权行为。同时，老年人的身体素质不如年轻人是一种常识，也应当预见到老年人更容易受到身体伤害。但案外人患有高血压病史10余年、曾小脑梗死等具体疾病情况并非程某可以预知，难以预料其未道歉可激怒案外人至其疾病爆发。综上所述，案外人的死亡与其头部受到足球碰触之间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最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规定，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因此，本案中，上诉人陈某未能证明足球触碰与案外人的死亡间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则应当承担败诉的法律后果。注释[1] 王泽鉴：《侵权行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86-195页。[2] 上引王泽鉴书，第195-196页。[3] 朱岩：《当代德国侵权法上因果关系理论和实务中的主要问题》，《法学家》2004年第6期，第146-147页。[4] 孙鹏：《受害人特殊体质对侵权责任之影响》，《法学》2012年第12期。[5] 孙鹏：《“蛋壳脑袋”规则之反思与解构》，《中国法学》2017年第1期。[6] 前引④，孙鹏文。[7] 参见徐银波：《侵害特殊体质者的赔偿责任承担——从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24号谈起》，《法学》2017年第6期。[8] 前引⑤，孙鹏文。来源 |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责任编辑 | 邱悦-END-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高等法院温哥华当地时间5月27日上午（北京时间28日凌晨）公布了孟晚舟引渡案的第一个判决结果，认定华为公司副董事长、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符合“双重犯罪”标准，因此对她的引渡案将继续审理，孟晚舟女士将留在加拿大参加后期的相关听证，并等待新的审判结果。孟晚舟女士当天出庭并听取法庭所做的判决。以下是上述孟晚舟案判决书英文及中文翻译：INTRODUCTION引言Wanzhou Meng asks for an order discharging her from the extradition process on the basis that, as a matter of law, the “double criminality” requirement for extradition cannot be met.孟晚舟请求下令解除对其的引渡程序，理由就是，从法律上讲，引渡的“双重犯罪”标准没能得到满足。The United States seeks Ms. Meng’s extradition for prosecution in the Eastern District of New York for conduct that the Minister of Justice for Canada (in the Authority to Proceed, or ATP) says corresponds to fraud contrary to s. 380(1)(a) of the Criminal Code of Canada.  In the committal hearing, the Attorney General must therefore show, among other things, that the conduct in which Ms. Meng is alleged to have engaged would have amounted to fraud, had that conduct taken place in Canada.美国要求将孟女士引渡到纽约东区（the Eastern District of New York）起诉，因为加拿大司法部长（负责诉讼当局，简称ATP）称，孟女士的行为等同于欺诈罪，违反了《加拿大刑法》（ Criminal Code of Canada）第380（1）（a）条款。因此，总检察长此外还必须在听证会上表明，如果孟女士被指控参与的行为发生在加拿大，将构成欺诈。Ms. Meng says that the alleged conduct could not have amounted to fraud in Canada because it relates entirely to the effects of US economic sanctions against Iran, and at the relevant time Canada had no such sanctions (just as it has none now).孟女士称，所指控的行为在加拿大无法构成欺诈，因为该行为全然关系到美国对伊朗经济制裁的效果，而当时加拿大不存在此类制裁（就像现在不存在一样）。The Attorney General counters first, that the elements of the offence of fraud in Canada can be made out, on the allegations, without reference to US sanctions against Iran; and second, that in any event the sanctions may properly give background or context to the alleged conduct and explain why it mattered.总检察长反驳道，首先，加拿大欺诈罪的构成要素可以根据指控加以说明，而不必提及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其次，在任何情况下，制裁都可能适当地作为所指控行为发生的背景，并解释其重要性。For the reasons I will give, I find that the allegations depend on the effects of US sanctions.  However, I conclude that those effects may play a part in the determination of whether double criminality is established.  For that reason, Ms. Meng’s application will be dismissed.基于我将给出的理由，我认为这些指控取决于美国的制裁效果，但我的结论是，制裁效果可能对确定双重犯罪是否成立起到一定作用，因此，孟女士的申请将被驳回。I will begin by outlining the allegations and the legal framework for this application, before then detailing and discussing the parties’ positions in order to explain my conclusions.我将首先概述有关这一申请的指控和法律框架，然后详细说明和讨论双方的立场，以便解释我的结论。THE ALLEGATIONS MADE BY THE REQUESTING STATE请求国提出的指控The application is made in the context of allegations set out by the USA in the Record of the Case (ROC) and the Supplemental Record of the Case (SROC).  These documents, filed under s. 33 of the Extradition Act, summarize the evidence that the US authorities certify is sufficient and available for Ms. Meng’s prosecution in that jurisdiction.此项申请是处于美国在“案件记录”（ROC）和“案件补充记录”（SROC）中提出指控的背景下提交的。这些文件是根据《引渡法》（Extradition Act）第33条提交的，总结出经美国当局证实要在该司法管辖区起诉孟女士的证据是充分有效的。It is important to note that these allegations are unproven but must be taken as true for the purpose of this application. Ms. Meng intends to dispute the allegations, but accepts that this application must be argued as though they were unchallenged.要指出这些指控未经证实，但就本申请而言必须视指控为真实的，这一点很重要。孟女士打算对这些指控提出异议，但她承认，虽然这些指控没有受到质疑，但必须质疑这一申请。The allegations relate to the bank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Huawei, a China-based telecommunications company, and HSBC, an international bank. Ms. Meng was (and is) Huawei’s Chief Financial Officer, as well as the daughter of its founder, Ren Zhengfei. She is said to have made false statements to HSBC in 2013, significantly understating Huawei’s relationship with Skycom Tech. Co. Ltd., a company based in Iran.这些指控牵涉到中国电信公司华为（Huawei）与国际银行汇丰银行（HSBC）之间的银行业务关系。孟晚舟曾是（现在也是）华为首席财务官，还是华为创始人任正非之女。据说，孟女士2013年向汇丰银行作了虚假陈述，明显低估了华为与伊朗Skycom科技有限公司（Skycom Tech. Co. Ltd）的关系。The bank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Huawei (and its subsidiaries and affiliates) and HSBC (and its US subsidiary) ran from at least 2007 to 2017, and involved very significant transactions, including the following.  HSBC’s US subsidiary cleared very substantial dollar transactions for various Huawei entities between 2010 and 2014.  In August 2013, HSBC coordinated a syndicated loan to Huawei in an amount equivalent to USD $1.5 billion, and was one of the principal lenders.  In April 2014, HSBC sent Huawei a signed letter describing negotiated terms for a USD $900 million credit facility.  HSBC was also part of a syndicate of banks that loaned Huawei USD $1.5 billion in July 2015.华为（及其子公司和附属公司）与汇丰银行（及其在美国的子公司）之间的银行业务关系至少从2007年持续到2017年，涉及以下非常重大的交易。汇丰银行在美国的子公司2010年至2014年间为华为各实体完成了大量的美元交易。2013年8月，汇丰银行协调出一笔金额相当于15亿美元的银团贷款给华为，成为主要放贷人之一。2014年4月，汇丰银行向华为发送了一封签名信，描述了9亿美元信贷安排的议定条款。汇丰银行还是2015年7月向华为提供15亿美元贷款的银行集团成员之一。This all occurred while regulations were in place in the US that, among other prohibitions and restrictions, required banks to obtain authorization from the US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s Office of Foreign Assets Control before providing financial or credit services through the US to entities in Iran.  Counsel in the committal hearing referred to these regulations, officially titled the Iranian Transaction and Sanctions Regulations, as the “US sanctions”, and I will do so too.  In this application, the details of the US sanctions do not matter, except that, as appears to be agreed as a general proposition, violations could lead to criminal and civil penalties.这一切发生时，美国实施了相关条例，除了其他禁令和限制外，这些条例要求银行在通过美国向在伊朗的实体提供金融或信贷服务之前，必须获得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the US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s Office of Foreign Assets Control）的授权，条例官方名称为《伊朗交易和制裁条例》（Iranian Transaction and Sanctions Regulations），以此作为“美国对伊朗的制裁”，而且我也会这么做。在这项申请中，美国制裁的细节并不重要，但就好像作为达成的普遍提议，违规行为可能导致刑事和民事处罚。HSBC had run afoul of the US sanctions relating to Iran and other countries before the events relating to the allegations against Ms. Meng.  It entered into a deferred prosecution agreement (DPA) with the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in December 2012, in which it agreed not to commit further sanctions violations, as well as to undertake various remedial measures and to pay forfeitures and penalties amounting to well over a billion dollars.在孟晚舟被指控事件发生之前，汇丰银行曾违反了美国对伊朗和其他国家的制裁。2012年12月，该银行与美国司法部（US Department of Justice）签订了一份延期起诉协议（DPA），同意不再违反制裁，以及采取各种补救措施，并支付超过10亿美元的罚款和罚金。Against this backdrop, Reuters published two articles associating Huawei with Skycom’s US-related business dealings in Iran.  The first article, published in December 2012, reported that Skycom had offered to sell US manufactured computer equipment to Iran’s largest telecommunications equipment maker in violation of US sanctions.  The article reported that Huawei and Skycom had “close ties”, and that Huawei described Skycom as one of its “major local partners” in Iran.  The second article, published in January 2013, reported various connections between Huawei and Skycom, including that Ms. Meng served on Skycom’s board from February 2008 to April 2009, and that in 2007 she was company secretary for a Huawei holding subsidiary that, in turn, owned 100% of Skycom’s stock.在此背景下，路透社发表了两篇文章，将华为与Skycom在伊朗的美国相关业务往来联系起来。第一篇文章发表于2012年12月，报道了Skycom向伊朗最大的电信设备制造商出售美国制造的计算机设备，从而违反美国制裁。该文章报道华为和Skycom有“密切联系”，华为称Skycom是其在伊朗的“主要本地合作伙伴”之一。第二篇文章是2013年1月发布的，报道显示华为与Skycom之间存在各种联系，包括孟女士2008年2月至2009年4月在Skycom董事会任职，2007年她曾担任一家华为控股子公司的秘书，而该子公司持有Skycom公司 100%的股份。When HSBC then made inquiries of Huawei about the reports in the Reuters articles, various Huawei representatives denied the substance of the reported allegations.  Ms. Meng requested an in-person meeting with a senior HSBC executive responsible for banking operations in Asia, and such a meeting took place on August 22, 2013 in the back room of a restaurant in Hong Kong.  Ms. Meng spoke in Chinese, and an interpreter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for the benefit of the HSBC executive.  Ms. Meng also showed a PowerPoint presentation written in Chinese, and some time after the meeting provided HSBC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汇丰银行随后就路透社文章中的报道询问华为时，华为多名代表否认了报道中指控的实质内容。孟女士要求与汇丰银行负责亚洲银行业务的一名高管亲自会面，此次会面2013年8月22日在香港一家餐馆的里屋中进行。孟女士用中文交谈，一位译员为汇丰银行高管提供英文翻译。孟女士还展示了一篇用中文写的PowerPoint的演示文稿，会议结束不久后，又为汇丰银行高管提供了英文翻译。In the meeting, Ms. Meng told the HSBC executive that Huawei’s operations in Iran complied strictly with applicable laws and US sanctions.  She said that Huawei’s relationship with Skycom was one of normal business cooperation in which Huawei required Skycom to make commitments to observe all applicable laws, regulations, and export control requirements.  Ms. Meng said that Huawei was once a shareholder in Skycom, and she herself was once a member of Skycom’s board of directors, because at that time these measures were necessary for managing Skycom as a business partner and for strengthening and monitoring its trade compliance.  However, these measures later became unnecessary to ensure compliance, and Huawei sold all its shares in Skycom, and Ms. Meng resigned from Skycom’s board.  Ms. Meng said that Huawei did business in Iran, but did so through its local subsidiary, and that Huawei’s subsidiaries in countries such as Iran would not transact business with HSBC.孟女士在会上告诉汇丰高管，华为在伊朗的业务严格遵守适用法律和美国制裁，并表示华为与Skycom的关系是一种正常的业务合作关系，华为要求Skycom承诺遵守所有适用的法律、法规和出口管制要求。孟女士说，华为曾经是Skycom的股东，她本人也曾是Skycom董事会成员，因为在那时，这些措施对于将Skycom作为业务合作伙伴进行管理以及加强和监督其贸易合规性是有必要的。但是，后来这些措施在确保合规性上变得不必要了，华为出售了其在Skycom的所有股份，孟女士也辞去了在Skycom董事会的职务。孟女士表示，华为在伊朗有业务，但却是通过其在当地子公司进行的，华为在伊朗等国的子公司不会与汇丰银行进行交易。The HSBC global risk committee met in London on March 31, 2014 to discuss “reputational and regulatory concerns” regarding Huawei, and decided to retain Huawei’s business.  In reaching that decision, the committee relied on the assurances provided by Ms. Meng at the August 2013 meeting.  About a month after the committee’s decision, HSBC sent its letter describing terms for the proposed $900 million credit facility.  And about a year after that, HSBC participated with other international banks in a $1.5 billion syndicated loan to Huawei.汇丰银行全球风险委员会于2014年3月31日在伦敦召开会议，讨论有关华为的“声誉和监管问题”，并决定保留华为的业务。在作出该决定时，该委员会信赖孟女士在2013年8月会议上所作的保证。在该委员会作出决定后一个月左右，汇丰银行发信描述了拟议的9亿美元信贷安排的条款，大约一年后，汇丰银行与其他国际银行一起向华为提供了15亿美元的银团贷款。Although Huawei had sold its shareholding in Skycom some years before the August 2013 meeting, and Ms. Meng had resigned from Skycom’s board, Huawei in reality continued to control Skycom and its banking and business operations in Iran.  Skycom employees had Huawei email addresses and badges, and some used Huawei stationery.  Skycom’s directors, and the signatories to its bank accounts, were Huawei employees.  The company that had purchased Huawei’s shareholding in Skycom did so with financing from Huawei, and its banking and business operations were under Huawei’s control.虽然在2013年8月会议召开的前几年，华为已经出售了其在Skycom的股份，且孟女士也辞去了Skycom董事会的职务，但实际上华为还在继续管控Skycom及其在伊朗的银行业务和商业运营。Skycom的员工拥有华为的电子邮件地址和徽章，有些还使用华为文具。Skycom的主管和银行账户的签字人都是华为员工。Skycom收购了华为在Skycom持有的股权，这是通过从华为融资实现的，其银行业务和商业运营也在华为的管控之下。Huawei’s true relationship to Skycom is said to have been information that was material to HSBC’s decision whether to continue to retain Huawei as a client.  False assurances by Ms. Meng at the August 2013 meeting in Hong Kong, misrepresenting the actual relationship, are said to have put HSBC at risk of fines and penalties for violating the DPA and for new violations of the US sanctions. Those misrepresentations are also said to have exposed HSBC to both economic and reputational risk.据说华为与Skycom的真正关系这一信息对汇丰银行决定是否继续将华为视为客户至关重要。据说，在2013年8月的香港会议上，孟女士的虚假保证歪曲了真正的关系，使得汇丰银行违反了DPA，还违反了美国制裁，面临罚款和惩罚的风险。据说，这些不实陈述也使汇丰银行面临经济和声誉损失风险。Before turning to the legal principles that apply, I emphasize once again that the allegations found in the ROC and SROC that I have just outlined are unproven.  They are nonetheless to be taken at face value for the purpose of assessing whether the double criminality requirement is met.在谈适用法律原则之前，我再次强调，我刚才概述的ROC和SROC中的指控是未经证实的。但为了评估是否符合双重犯罪的标准，还是会从表面上考量这些指控。THE LEGAL FRAMEWORK法律框架The double criminality principle prevents extradition to another state for prosecution where, in a reversed situation, the requested state would not have made an extradition request.  Internationally, the principle is recognised as central to extradition law:  Canada (Justice) v. Fischbacher, 2009 SCC 46 at para. 26.  The principle derives from the foundational principle of reciprocity, by which states are not required to extradite a person to a foreign jurisdiction for conduct that does not amount to a criminal offence in the requested state: M.M. v.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5 SCC 62 at para. 207.双重犯罪原则妨碍引渡到另一个国家进行起诉，而在相反的情况下，被请求国不会提出引渡请求。在国际上，这一原则被认为是引渡法的核心：“加拿大（司法部）诉菲施巴赫尔”案2009 年SCC46第26段。这一原则源自互惠的基本原则，根据该原则，如果在被请求国不构成刑事犯罪，就不要求该国将罪犯引渡至外国管辖区：“M.M.诉美利坚合众国”案2015年SCC62第207段。Canada and most other jurisdictions internationally have opted to implement the double criminality principle through the conduct-based approach that asks whether the conduct in the foreign jurisdiction could amount to an offence under domestic law: Fischbacher at para. 29.  The alternative offence-based approach, expressly rejected in Canada, looks for a match between the elements of the foreign offence and those of an equivalent Canadian offence.  Because Canada has rejected that approach in favour of the conduct-based approach, it is not necessary that the foreign offence have an exactly corresponding Canadian offence identified in the Minister’s authority to proceed.  It is the “essence of the offence” that is important: Fischbacher at paras. 28-29.加拿大和大多数其他国际管辖区倾向于通过基于行为的方法来实施双重犯罪原则，该方法询问外国法域内该行为是否可以构成国内法下的犯罪：“加拿大（司法部）诉菲施巴赫尔”案第29款。加拿大明确拒绝基于犯罪的替代方法，该方法寻求外国犯罪的要素与加拿大同等犯罪的要素之间的匹配。由于加拿大拒绝了这种方法而赞成基于行为的方法，因此外国犯罪不一定要有恰好对应的且部长负责的诉讼当局认定的加拿大犯罪：“罪行的本质”是关键：“加拿大（司法部）诉菲施巴赫尔”案第28-29段。Paragraphs 3(1)(b) and 29(1)(a) of the Extradition Act express the double criminality requirement that applies in a committal hearing where a person is sought for prosecution (as distinct from sentencing):3 (1) A person may be extradited from Canada in accordance with this Act and a relevant extradition agreement on the request of an extradition partner for the purpose of prosecuting the person . . . if. . .(b) the conduct of the person, had it occurred in Canada, would have constituted an offence [required maximum sentences omitted].29 (1)   A judge shall order the committal of the person into custody to await surrender if(a)in the case of a person sought for prosecution, there is evidence admissible under this Act of conduct that, had it occurred in Canada, would justify committal for trial in Canada on the offence set out in the authority to proceed . . .《引渡法》第3（1）（b）和29（1）（a） 款规定了适用于被要求起诉的人（不同于判刑）的交付听证的双重犯罪要求：3 (1) 根据本法和有关引渡协定，应引渡伙伴的请求，可将某人引渡出加拿大，以便起诉此人。如果. . .(b) 如果此人的行为发生在加拿大，将构成犯罪[省略规定的最高刑罚]。29 (1)  如有以下情况，法官须下令将该人交付羁押，以等候移交(a)就被要求起诉的人而言，根据本行为法，有可采纳的证据，如果发生在加拿大，则有正当理由在加拿大就法院规定的罪行交付审判。As mentioned earlier, the Minister has identified fraud as the offence reflecting the alleged conduct. The double criminality question in the committal hearing is therefore whether Ms. Meng’s alleged conduct, had it occurred in Canada, would have amounted to fraud contrary to s. 380(1)(a) of the Criminal Code.如前所述，司法部长已将欺诈认定为反映所指控行为的罪行。因此，交付听证会中的双重犯罪问题是，如果孟女士涉嫌的行为发生在加拿大，是否构成违反《刑法》第380（1）（a）条的欺诈行为。Section 380(1)(a) reads as follows:380 (1) Every one who, by deceit, falsehood or other fraudulent means, whether or not it is a false pretence within the meaning of this Act, defrauds the public or any person, whether ascertained or not, of any property, money or valuable security or any service,(a)is guilty of an indictable offence and liable to a term of imprisonment not exceeding fourteen years, where the subject-matter of the offence is a testamentary instrument or the value of the subject-matter of the offence exceeds five thousand dollars . . . .第380（1）（a）条内容如下：380（1）任何人以欺骗、谎言或其他欺诈手段，无论是否为本法所指的虚假借口，骗取公众或任何人（无论是否查明）的任何财产、金钱或有价证券或任何服务：（a） 如罪行的标的物是遗嘱文书或标的物价值超逾5000元，即属可公诉罪行，可处不超逾14年的监禁。Fraud in Canada thus requires dishonest conduct with a corresponding deprivation.  McLachlin J. in R. v. Zlatic, [1993] 2 S.C.R. 29 at 43 neatly described the actus reus and mens rea of this two-part offence as follows:The elements of the offence of fraud are discussed in a general fashion in R. v. Théroux, [1993] 2 S.C.R. 5, released simultaneously.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case, it suffices to state that the actus reus of fraud will be established by proof of:1.  the prohibited act, be it an act of deceit, a falsehood or some other fraudulent means; and2.  deprivation caused by the prohibited act, which may consist in actual loss or the placing of the victim’s pecuniary interests at risk.Correspondingly, the mens rea of fraud is established by proof of:1.  subjective knowledge of the prohibited act; and2.  subjective knowledge that the prohibited act could have as a consequence the deprivation of another (which deprivation may consist in knowledge that the victim’s pecuniary interests are put at risk).Where the conduct and knowledge required by these definitions are established, the accused is guilty whether he actually intended the prohibited consequence or was reckless as to whether it would occur.因此，在加拿大的欺诈行为要求对被起诉人作出相应的剥夺。McLachlin J.in R.v.Zlatic案（[1993]2 S.C.R.29 ，43段）清楚地描述了这两部分犯罪的行为和犯罪原因，具体如下：R.v.Théroux案（[1993]2 S.C.R.5）对欺诈罪的构成要素进行了一般性的讨论，并同时发布。就本案而言，仅需说明通过以下证据证明欺诈行为成立：（一）被禁行为是欺骗、谎言或者其他欺诈手段；及（二）因被禁行为造成的剥夺，其被禁行为可能造成实际损失或危及受害人的经济利益。相应地，欺诈行为的范围是通过以下证据确定的：1.对被禁行为的主观认识2.主观上知道被禁行为可能导致另一人损失（这种损失包括知道会危及受害人的经济利益）。凡这些定义所规定的行为和（主观）认识成立时，无论被告人实际上是否故意造成被禁后果，发生这种后果时是否为冲动引起，被告人都有罪。The deprivation caused by the prohibited act need not be actual economic loss, but may consist of the potential for loss, meaning that the victim’s economic interests are imperilled:  R. v. Théroux, [1993] 2 S.C.R. 5 at 16.被禁行为造成的损失不一定是实际经济损失，还可能包括潜在损失，这意味着受害人的经济利益受到威胁；详见R.v.Théroux案，[1993]2 S.C.R.5，16段。ANALYSIS分析 I will begin by explaining why I cannot accept the Attorney General’s first proposed basis for establishing double criminality, namely that deprivation may be established in this case without reliance on US sanctions.首先，我将解释为何我不能接受总检察长提出的确立双重犯罪的第一个依据，即在本案中可以确立（对被告人的）剥夺，而不用依赖美国的制裁。Can Double Criminality Be Established Without Reliance on the US Sanctions?在不依赖美国制裁的情况下能否确立双重犯罪？There are many situations where a false statement by a borrower puts the creditor at risk even though the proceeds of the loan are repaid without incident.  Even with no actual loss resulting, fraud is made out as the creditor is found to be at some risk of loss while the loan is outstanding.  See, for example, R. v. Abramson, [1983] B.C.J. No. 1305 (B.C.C.A.), R. v. Fast, 2014 SKQB 84, and R. v. MacMullen, 2014 ABQB 476.在许多情况下，即使贷款的收益已顺利还清，借款人的虚假陈述会使债权人面临风险。即使没有造成实际损失，也属于构成欺诈，因为在贷款未偿期间，债权人有一定的损失风险，详见R.v.Abramson案（[1983]B.C.J.No.1305（B.C.C.A.）），R.v.Fast案（[2014]SKQB 84），R.v.MacMullen案（[2014]ABQB 476）。However, the false statement or misrepresentation must have been a material or meaningful one in the sense that it could give rise to a loss or risk of loss.  It is no fraud simply to lie, where the lie is unrelated to any potential loss or risk of loss to the deceived party.  The risk of loss must be real, and it must be integrally connected with the dishonest act or statement:  see R. v. Knowles (1979), 51 C.C.C. (2d) 237 (Ont. C.A.).  The risk cannot be merely theoretical:  R. v. Olson, 2017 BCSC 1637 at para. 68.然而，虚假陈述或不实陈述必须是实质性的或有意义的，因为它可能导致损失或损失风险。凡谎言与被欺骗方的任何潜在损失或损失风险无关，那么仅仅说谎就不属于欺诈。损失风险必须是真实的，且必须与欺骗的行为或陈述有完整联系：详见R.v.Knowles案（（1979）51 C.C.C.（2d）237（Ont.C.A.））。风险不能仅仅是假设的：详见R.v.Olson案（2017）[BCSC ]1637，68段。In R. v. Riesberry, 2015 SCC 65, Cromwell J., writing for the Court, stated that proof of fraud does not always depend on showing reliance by a victim on the fraudulent conduct or that the victim was induced to act to their detriment.  However, there must be proof of a sufficient causal connection between the fraudulent act and the victim’s risk of deprivation, which cannot be too remote:  Riesberry at paras. 17, 26-28.克伦威尔在R.v.Riesberry案（2015 SCC 65）为本法院撰写的书面文件中指出，欺诈的证据并不总是取决于被害人对欺诈行为的依赖程度，或者被害人是被诱使作出损害其利益的行为。但必须有证据证明欺诈行为与被害人的损失风险之间有充分的因果关系，这种关系不能不紧密：详见Riesberry案17、26-28段。As noted earlier, the ROC and SROC are replete with references to US sanctions-related risks to HSBC arising from Ms. Meng’s misrepresent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awei and Skycom, including potential criminal or civil liability, financial penalties, or damage to HSBC’s reputation because of its association with a sanctions-violating client.如前所述，ROC和SROC都提到了因孟女士对华为和Skycom关系的虚假陈述给汇丰带来了受美国制裁的相关风险，包括潜在的刑事或民事责任、经济处罚，或由于汇丰与违反制裁规定的客户合作导致汇丰声誉受损。The Attorney General submits that the ROC and SROC also describe potential loss or risk of loss to HSBC unrelated to US sanctions, but I cannot agree.总检察长认为，ROC和SROC也描述了给汇丰带来与美国制裁无关的潜在损失或风险，但我对此不同意。The Attorney General appears to submit that economic or reputational risk to HSBC arose from the simple fact that Ms. Meng misrepresented Huawei’s relationship with Skycom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 financing relationship, because the misrepresentation deprived HSBC of the ability to make an informed decision about dealing with Huawei. While such may be so, for there to have been a deprivation it nonetheless remains necessary for the evidence to show a causal link between the misrepresentation and the information HSBC needed to make a decision, whether or not HSBC actually relied on that information.  It is difficult to discern such a link, in the ROC and the SROC, that does not rely on the effects of US sanctions.总检察长似乎认为，汇丰面临经济损失风险或声誉受损风险的原因很简单，孟女士为了维持融资关系而虚假陈述了华为与Skycom的关系，因为这种虚假陈述剥夺了汇丰在处理华为合作事宜时作出知情决定的能力。虽然可能如此，存在剥夺，但仍有必要提供证据，证明虚假陈述与汇丰作出决定所需的信息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无论汇丰实际是否依赖该信息。在ROC和SROC中，很难辨别这种并不取决于美国制裁效果的关系。The Attorney General points to but two references in the ROC and the SROC as evidence of potential loss unrelated to US sanctions.总检察长在ROC和SROC中，只提及两处可证明与美国制裁无关的潜在损失的证据。The first reference appears in the ROC, para. 36:36.   HSBC Witness A is further expected to testify that, had Huawei not actually sold Skycom, such a fact would have been “material” to HSBC’s decision whether to end the client relationship with Huawei in light of the additional risks the relationship would have posed.在ROC，第36段第一次提及：36.汇丰证人A预计将进一步证明，如果华为实际没有出售Skycom，鉴于该关系可能带来的额外风险，这一事实将对汇丰决定是否终止与华为的客户关系“至关重要”。Read in isolation, this conclusory statement expected of Witness A may appear capable of bearing the interpretation the Attorney General would give it, addressing “risks” in broad and general terms raised by a borrower’s false statement about whether it had sold and disassociated itself from a smaller company.  However, the ROC as a whole, and the immediate context in which para. 36 appears, make clear that the conclusion Witness A would express is integrally related to US sanctions.  Witness A’s anticipated evidence is also described in para. 35, a paragraph which relates HSBC’s concerns about Huawei’s relationship to Skycom directly to claims that Skycom had “attempted to sell embargoed HP computer equipment into Iran”. 在单独阅读时，预计证人A的结论性陈述可能能经受总检察长对此的解释，以宽泛及笼统的措词，解释借款人就其是否已出售这家较小公司或与这家公司划清界限而作出的虚假陈述所引致的“风险”。然而，就整体而言，以及第36段所指的直接背景而言，明确证人A将要表达的结论与美国制裁有完整的联系。证人A的预期证据也在第35段中列出，此段把汇丰担忧华为和Skycom的关系直接与“Skycom试图向伊朗出售禁运的惠普电脑设备”的说法联系在一起。I therefore do not read para. 36 of the ROC as offering a basis unrelated to US sanctions by which HSBC was put at risk by Ms. Meng’s alleged misrepresentations.因此，我不认为ROC 第36段通过说明孟女士涉嫌的虚假陈述致使汇丰面临风险，提供了与美国制裁无关的风险依据。The Attorney General’s second reference to evidence of potential loss unrelated to US sanctions appears in para. 8 of the SROC.  That paragraph addresses in somewhat more detail the type of evidence described in the ROC, para. 36, expected to be given by a different witness.  My comments about that paragraph apply similarly.总检察长在SROC第8段第二次提到与美国制裁无关的潜在损失证据。该段更详细地阐述了ROC第36段所述的证据类型，我对那一段的评论同样适用于这一段。To the extent that the Attorney General appears to argue further that reputational risk could arise from the simple fact of economic dealings with Iran, regardless of potential sanctions-related consequences of those dealings, I find no basis for such a conclusion in the ROC or the SROC.总检察长似乎进一步辩称，先不管这些交易带来与制裁有关的后果，与伊朗进行经济交易的这一简单事实就说明了有可能会给（汇丰）带来声誉受损风险；我在ROC 或SROC中找不到支撑这种结论的依据。Without reference to the US sanctions, the ROC and the SROC do not set out a causal basis (beyond the theoretical or speculative) for economic or reputational risk to HSBC because of Ms. Meng’s alleged misrepresentations.在未提及美国制裁措施的情况下，ROC和SROC没有列出因孟女士涉嫌虚假陈述给汇丰带来经济损失或声誉受损风险的因果论据（超出理论或推测）。CONCLUSION结论On the question of law posed, I conclude that, as a matter of law, the double criminality requirement for extradition is capable of being met in this case.  The effects of the US sanctions may properly play a role in the double criminality analysis as part of the background or context against which the alleged conduct is examined.就法律问题而言，我的结论是引渡的双重犯罪要求作为一个法律问题在本案中是可以满足的，美国制裁的效果可以适当地在双重犯罪分析中发挥作用，当做审查指控行为的一部分背景。Ms. Meng’s application is therefore dismissed.因此，孟女士的申请被驳回。I make no determination of the larger question under s. 29(1)(a) of the Act of whether there is evidence admissible under the Act that the alleged conduct would justify Ms. Meng’s committal for trial in Canada on the offence of fraud under s. 380(1)(a) of the Criminal Code.  This question will be determined at a later stage in the proceedings.我对法案第29（1）（a）条下更大的问题没有作出决定，即根据法案是否有可采纳的证据表明，所指控的行为将证明孟女士按加拿大《刑法》第380（1）（a）条欺诈罪的规定接受审判是正当的。此问题将在审判诉讼的后期阶段敲定。（来源：超律志）-END-

长三角地区人民法院第一批典型案例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的《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充分发挥司法职能，深入推进长三角地区人民法院法律适用统一，进一步提高长三角地区司法服务水平，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根据沪苏浙皖四地高院联合发布的《关于全面加强长江三角洲地区人民法院司法协助交流工作的协议》《关于长三角地区人民法院联合发布典型案例 推进法律适用统一的实施办法》，现发布第一批长三角地区人民法院典型案例。第一批典型案例涉及司法保障营商环境、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服务保障企业复工复产、环境资源保护三大类24个案件，作为长三角地区同类案件适法参考，为实现长三角地区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提供更加优质的司法服务和保障。本次案例评选工作严格遵循公平性、权威性原则，由最高人民法院第三巡回法庭5名资深法官，沪苏浙皖四地高院推荐的32名院外专家组成评审专家库，并根据第一批典型案例的类型和专业领域，从专家库中聘请2名最高人民法院法官，8名院外专家共同组成评选委员会，从四地法院提供的案件中评选出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示范性的案件，以促进区域适法统一，助力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企业复工复产，促进经济社会秩序全面恢复，营造长三角地区优质的法治化营商环境和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一、长三角地区营商环境司法保障典型案例案例1：A民营企业实际控制人被控诈骗宣告无罪案【案情简介】2010年4月，民营企业A贸易公司与B建设公司签订钢材购销合同。双方约定，由A贸易公司向一工地提供钢材，由B建设公司支付钢材款。之后，双方实际履行了钢材购销合同，但对货款结算存在争议。2015年5月，张某作为A贸易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持钢材送货单、对账单等材料，以A贸易公司名义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B建设公司支付拖欠的钢材款1432.65万余元及逾期付款利息。2017年2月，法院经审理后，判决B建设公司支付A贸易公司753万余元货款及逾期利息。判决后，公安机关根据报案对张某以涉嫌虚假诉讼罪立案侦查。公诉机关指控称，张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B建设公司钱款，构成诈骗罪。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首先，张某主观上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其在民事诉讼中提出诉讼请求的数额系根据自持单据计算得出，并未恶意利用诉讼程序。其次，张某客观上未实施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其提起民事诉讼并未虚构A贸易公司与B建设公司存在货款争议的基础法律事实，且张某向法院提交自持的付款凭证，不属于刑法中的隐瞒真相手段。最后，张某的行为不具有刑法意义上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对于市场经济活动中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纠纷，如未造成严重危害后果或侵犯第三人合法权益，可以通过民事诉讼程序包括再审程序有效处理，没有动用刑罚手段予以制裁的必要性。本案属于经济纠纷范畴，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依法判决张某无罪。【典型意义】在日常经营活动中，民营企业通过提起民事诉讼来解决经济纠纷、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是较为普遍的现象。实践中，一些民营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不同程度上存在人员、财务管理不正规或公私账户不分等不规范的行为，使得其在提起民事诉讼时可能存在夸大诉讼请求金额等情形。司法实践中，应严格区分经济犯罪与经济纠纷的界限，依法保护合法交易行为，防止随意扩大适用刑法追究。对于在合同签订、履行过程中产生的民事争议，如无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不宜作为刑事案件处理，可通过民事、行政手段予以救济或规范。本案的审理对于界定刑民案件界限，防止利用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避免民事纠纷刑法化处理具有借鉴意义，对保护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全具有积极作用。案例2：A集团公司与B村委会、C镇政府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案【案情简介】A集团公司与B村委会签订了《合作开发土地协议》，约定共同开发位于C镇范围内的土地。此后，A集团公司向B村委会、C镇政府支付了2600余万元的投资款。之后，区政府变更土地规划，决定A集团公司退出土地开发，要求B村委会和C镇政府退还集团公司投资款、偿付利息等，并同意将来涉案土地的一部分仍由A集团公司参与开发。B村委会、C镇政府与A集团公司据此签订了《还款协议书》，作出上述约定。但事后，B村委会和C镇政府仅向A集团公司退还了一半投资款，A集团公司也未能再参与到涉案土地的后续开发建设。故A集团公司提起诉讼，要求B村委会、C镇政府退还1000余万元的投资款并支付利息损失。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涉案协议均合法有效。由于政府变更规划导致合作开发协议无法继续履行，B村委会和C镇政府应及时将投资款退还A集团公司。据此，判决B村委会、C镇政府向A集团公司退还投资款并偿付利息损失。案件生效后，因B村委会和C镇政府未履行判决，A集团公司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通过强制划款的方式保障了集团公司的胜诉权益。【典型意义】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民营企业和行政机关属于平等的民事主体，具有相同的法律地位，受同等的法律保护。司法实践中，要依法认定民营企业与行政机关签订的民事合同的效力；对于行政机关违反约定的，要依法支持民营企业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的诉请。本案的审理依法认定村委会、镇政府逾期未归还民营企业投资款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判决后，村委会和镇政府未及时履行生效判决，法院依法用好用足各种强制执行措施，切实维护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案例3：A公司诉王甲、王乙损害B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案【案情简介】A公司、王甲是B公司的股东，2012年7月，王甲以B公司为被告提起诉讼，主张B公司向其支付投资转让款本金2000万元及相应投资收益，法院作出民事调解书，B公司于调解书生效后先后向王甲支付4800万元。后法院因级别管辖问题裁定撤销民事调解书，将该案移送至中院审理，经中院一审、高院二审，认定该案为虚假诉讼。2016年，股东、监事乔某以A公司为原告提起本案诉讼，主张王甲、王乙串通提起虚假诉讼，损害B公司利益，要求王甲、王乙停止侵害B公司利益，并连带赔偿B公司4800万元及相应的资金占用损失。本案诉讼期间，B公司表示不就案涉纠纷起诉王甲、王乙。A公司召开临时股东会，免去乔某监事职务，新监事董某代表A公司向法院提交撤诉申请。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乔某与本案具有诉的利益。B公司拒绝对王甲、王乙的侵权行为提起诉讼，A公司作为B公司股东，亦不提起股东代表诉讼，在无法通过正常的表决程序推动A公司提起该股东代表诉讼的情况下，乔某有权以监事的身份代表A公司对损害B公司利益的行为提起股东代表诉讼。A公司在本案诉讼期间免去乔某监事职务并由新任监事代表A公司提出撤诉申请，意在阻击本案诉讼，将导致监事职责落空，有悖公司法立法目的，对此撤诉申请，不予准许。王甲、王乙共同虚构事实，提起虚假诉讼，损害了B公司的利益，应返还资金并赔偿资金占用损失。故判决王甲、王乙连带赔偿B公司4800万元及其利息损失并驳回A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典型意义】“中小投资者保护”是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10项一级参评指标之一，中小投资者权益司法保护的力度，对营商环境评价指标质效水平有重大影响。实践中，大股东滥用优势地位侵害小股东和公司利益的现象比较普遍，小股东维权之路往往异常艰难，较大程度上破坏了公司治理结构，扰乱了市场环境。本案是一起嵌套了监事代表诉讼的股东代表诉讼。在正确理解和适用公司法和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的基础上，确认了监事代表的公司提起股东代表诉讼的主体资格，为中小股东维护自身利益提供了一条可资借鉴的权利救济路径，对健全公司治理制度具有示范意义。案例4：A木业公司诉B地板公司等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案情简介】A木业公司系广东中山地区大型木地板经营企业，旗下品牌“生活家”“生活家巴洛克”等产品销量居行业前列，与大自然、圣象等品牌同为中国木地板行业的龙头与支柱性企业。B地板公司于2006至2014年开始与A木业公司开展OEM地板的加工合作。合作终止前后，B地板公司在其生产的地板、宣传册、公司门头、网站上单独或组合使用涉案标识，使用与A木业公司相同或相近似的产品包装、宣传材料，并以低于A木业公司的价格私下向其经销商发货。期间，B地板公司多地的经销商因销售被控侵权产品被市场监管部门行政处罚，亦有各地消费者误将B地板公司产品当作A木业公司产品进行购买。故A木业公司诉至法院，请求判令B地板公司等停止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行为，赔偿侵权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1000万元。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B地板公司在生产的地板、外包装、宣传册、海报、网站、门头装潢等处标注了与A木业公司注册商标相同或近似的标识，构成商标侵权；使用涉案外包装箱，注册相关域名宣传被诉侵权产品，使用A木业公司的发展历史与公司荣誉进行虚假宣传，并将“生活家巴洛克”作为企业字号，构成不正当竞争。本案中，在A木业公司证明了其产品销量严重受损主要系因行为人实施侵权行为所致的情况下，权利人的实际损失不仅包括因销售流失而损失的利润，还包括因侵权行为被迫采取降价措施而损失的利润、未来必将损失的销售利润以及商誉损失。B地板公司不顾权利人的侵权警告，无视行政部门的行政处罚，拒不履行法院的生效裁定，侵权恶意极其严重；销售网络遍布全国15个省，侵权规模巨大；与经销商之间的业务往来不走公账直接通过私人账号进行结算，使公司成为个人获取非法利益的工具。据此，法院认定B地板公司属恶意侵权且情节严重应适用惩罚性赔偿的情形，判决其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变更企业名称、注销案涉域名，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000万元。当事人上诉后，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维持了原判。【典型意义】商标侵权案件中，权利人的实际损失与侵权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有时难以完全对应，权利人的实际损失亦难以精确计算，较多适用法定赔偿，较少以计算权利人实际损失确定赔偿额。本案综合考虑了权利人知识产权的市场价值以及侵权人恶意侵权、反复侵权的情节，在确定赔偿额标准时既考虑了填平规则，又兼具惩罚性因素，并对权利人实际损失与侵权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了详细论证，全面分析了权利人因销售量流失而损失的利润、因价格侵蚀而损失的利润、未来损失的销售利润以及商誉损失等，最终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本案是法院实行“最严格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理念和依法平等保护外省市企业合法权益的典型范例，体现了司法引导社会主体诚信经营、公平竞争的态度，对于构建法治化营商环境具有示范价值。案件在裁判标准适用、精细化损失计算、惩罚性赔偿适用条件等方面，对于同类型案件的处理亦具有借鉴意义。案例5：A家纺公司诉B银行金融衍生品种交易纠纷案【案情简介】A家纺公司系港资企业。2007年9月，其与B银行签订《代客外汇理财业务总协议》，约定由家纺公司委托银行进行超远期日元外汇买卖，理财交易期限为10年，每三个月交割一次，从第五次（含）开始银行有权取消该交易，家纺公司交纳了交易保证金2805万元人民币。后实际履行到2013年，交易中发生亏损，家纺公司未支付部分交割款项，银行共垫款8062657.71美元。2013年底，银行通知家纺公司不再进行交易交割，要求该公司归还相应垫款。后家纺公司提起诉讼，要求银行归还保证金2805万元人民币，银行则反诉要求某家纺公司支持垫款损失。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双方属金融衍生品种交易法律关系，本案的金融衍生产品属于期权类产品，银行作为买方，对于未到期交易有权取消交割。A家纺公司作为外商独资企业，具有一定的风险识别能力，其作为商事主体应承担一定的审慎注意义务，并承担一定的投资决策风险，B银行未能向A家纺公司进行信息披露和风险揭示，存在一定过错，对于交易损失也应承担一定比例的责任。最终判决A家纺公司对于垫付的交易损失承担65%的责任，B银行承担35%的责任。一审判决后双方提起上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维持了原判。【典型意义】本案是浙江省首例涉外金融衍生品种交易纠纷案件。涉案的交易是超远期外汇买卖业务，审判实践中鲜有涉及且案情较为复杂，其中最大的争议在于对于未到期的交易是否应进行平盘清算。本案的特殊之处在于涉案金融衍生产品属于期权类产品，而期权类产品与传统合同关系最大的不同点在于支付了期权费用的买方，拥有选择是否买入或卖出的权利，其对于未到期交易有权单方取消交割。因此，本案对于未到期交易无需再进行平盘结算。另外，鉴于金融机构在金融衍生品种交易缔约和履约过程中未能充分履行信息披露和风险揭示义务，本案根据合同签订、履行过程中双方的过错程度并综合考虑公平原则，判决双方对于交易损失各承担一定比例的责任。该案通过让存在一定过错的本地银行承担一定比例的赔偿责任，体现了对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的平等保护。案例6：蔡某个人债务集中清理案【案情简介】蔡某原系温洲某机械公司小股东，该公司因经营不善被平阳法院裁定破产清算，因股东均未向管理人提供完整的账本账册，蔡某须对该破产企业对外负债214万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019年8月12日，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县人民法院裁定受理蔡某个人债务集中清理一案，指定温州诚达会计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同年9月24日，平阳法院主持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经调查，目前蔡某名下的财产，仅在其现就职的瑞安市某机械有限公司持有1%的股权（实际出资额5800元），另有一辆已报废的摩托车及零星存款。蔡某从该公司每月收入约4000元，其配偶胡某每月收入约4000元。经管理人进一步核查，发现蔡某长期患有高血压和肾脏疾病，医疗费用花销巨大，且其孩子正就读于某大学，家庭长期入不敷出，确无能力清偿巨额债务。在充分协调与沟通的基础上，蔡某提出在18个月内一次性按1.5%的清偿比例即3.2万余元清偿的方案，履行完毕之日起六年内，若其家庭年收入超过12万元，超过部分的50%将用于清偿案涉债务。债权人在充分了解债务人经济状况后，经表决通过上述清理方案，同意为债务人保留必要的生活费和医疗费，自愿在确认债务人诚信的前提下，放弃对剩余债务的追偿权，并同意债务人可以自清理方案履行完毕之日起满3年后，恢复其个人信用。同时方案明确，自个人债务集中清理方案全部履行完毕之日起六年内，若发现债务人存在未申报重大财产，或者存在欺诈、恶意减少债务人财产或者其他逃废债行为的，债权人可以请求恢复按照原债务额进行清偿。2019年9月29日，平阳法院签发对蔡某的行为限制令，并终结对蔡某在本次清理所涉案件中的执行。【典型意义】本案是温州市首个完整的个人债务集中清理案例, 因具备个人破产实质功能和相当程序，被部分媒体称为“全国个人破产第一案”，该案司法层面上的主要意义在于通过巧妙的程序与方案构建，在意思自治的前提下，体现出个人破产的功能和价值导向，同时有效防范潜在的程序滥用风险。程序设计上与《企业破产法》审理机制相融合，依照债务人申请启动个人债务集中清理，并参照企业破产制度指定管理人，向债权人会议报告财产核查情况，清偿方案融入了自由财产、债务豁免、失权复权等带有个人破产的先进理念，基本思想上充分体现宽容失败的人文关怀。为防范债务人逃废债等不诚信风险，管理人除常规查询以外，还对保险、支付宝及财付通等财产信息和配偶名下的财产状况进行了调查。本案在现有法律框架内，以意识自治原则为前提，以债务人诚实信用、债权人公平受偿和管理人勤勉履职为基础，促成债务人取得债权人的谅解并“重获新生”，对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激励万众创业以及完善法院执行退出机制提供了新的路径，也为我国个人破产制度的建立提供司法实践基础。案例7：A集团公司诉B监督管理局、第三人C投资公司投诉处理决定案【基本案情】A集团公司在参与招标人C投资公司竞标过程中提供虚假材料，投诉人向B监督管理局投诉，经调查核实，该局作出投诉处理决定：取消A集团公司中标候选人资格；对A集团公司弄虚作假骗取中标的行为，记入不良行为记录并向社会公示；根据施工招标文件和诚信投标承诺规定，招标人B投资公司不予退还600万元投标保证金。A集团公司不服提起诉讼，请求撤销上述投诉处理决定。安徽省安庆市大观区人民法院、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诉讼请求。A集团公司向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A集团公司弄虚作假，在招标投标过程中提供的拟派项目经理业绩证明材料不属实，B监督管理局作出取消其中标候选人资格和记入不良行为记录的处理决定，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但作出让招标人不予退还A集团公司投标保证金的处理决定，所依据的是施工招标文件和诚信投标承诺书，而不是依据法律、法规、规章的明确规定，应当认定该项处理决定没有法律依据。故判决撤销原一、二审判决，撤销B监督管理局作出的关于“投标保证金600万元，由招标人不予退还”的内容，驳回A集团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典型意义】充分尊重和保护市场主体的契约自由，促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案中，B监督管理局不当干预了市场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构成了市场主体通过民事途径维权的实质性法律障碍，侵犯了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本案的再审改判，切实发挥申诉审查、审判监督在发现和甄别错案中的积极作用，纠正了违法的行政行为，充分体现了对民营企业的平等保护、对民营企业财产权的合法保护。案例8：A工业公司诉B开发区管理委员会、C建设投资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案情简介】A工业公司与B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先后签订协议，约定由B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负责项目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取得及规划范围内土地征收等工作，A工业公司负责工程建设及项目建设费用筹措，确保项目按期竣工交付，B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按期支付回购款。C建设投资公司向A工业公司出具担保函，约定保证的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自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其项下的支付回购款的义务全部履行完毕后，保证范围为合同项下的全部应付款。A工业公司完成项目建设且竣工验收合格，B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未按时足额支付工程回购款，C建设投资公司亦未履行担保义务。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多轮协调沟通，针对B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财政资金紧张以及A工业公司确实前期投入巨大等现实，向双方释明诉讼风险，最终促进三方达成了调解协议，确定了工程价款，由B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分三次向A工业公司支付工程价款，并一次性支付A工业公司工程管理费、财务费用等费用。【典型意义】依法监督行政机关履行对企业的各项合法承诺，对有关政府违反承诺，特别是仅因政府换届、领导人更替等原因违约、毁约的，依法支持企业的合理诉求，是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应有之意。本案中，法院主动释明B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应履行民事合同义务，积极帮助B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与上级政府沟通，促进上级政府从财政角度对其履约能力予以支持，并督促A工业公司认真履行后合同义务，做好对已完工程质量保修维护工作。该案的成功调解，既推进了纠纷实质性解决，又依法保障各方合法权益，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二、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服务保障企业复工复产典型案例案例9：某电商服务平台涉疫情网络购物合同纠纷系列案【案情简介】原告许某因计划2020年3月底出境旅游，于年初在某在线票务服务平台订购了十余段航程的机票。后受疫情影响，许某无奈取消行程，并与该电商服务平台协商退票。但机票航程服务提供商均为外国航空公司，退票政策与国内不同，情况较为复杂，原告与平台经多次协商未果，遂基于不同航段机票订购服务，将平台起诉至法院。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受理该批系列案件后，立即对案件情况进行全面排摸，指定专人了解当事人调解意向、进行统一答复、及时汇总调解进度，通过居中协调，在征询当事人意见后，就该批案件集中在线庭审调解。最终双方达成和解：许某与平台解除订票合同；按照风险共担原则，平台退还许某部分订票费用并给了一定金额的优惠券。许某遂向法院申请撤诉。该批案件得到圆满解决。【典型意义】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很多国内国际旅游行程取消，从而引发较多的网购机票退票纠纷。本案中，涉案电商平台运营方系国内知名票务服务公司，业务范围广，交易量较大。受疫情持续影响，企业容易陷入长期涉诉的困境；且短时间大量涌入的退款申请也将冲击企业资金链，对正常经营造成影响。因此，在处理此类纠纷时，人民法院充分发挥多元化纠纷调解机制，分流、化早、化小，妥善定分止争。在该批案件诉前调处中，通过涉疫情纠纷上报机制审理法院第一时间掌握案件情况，第一时间调度经验丰富的人员进行调解，充分运用在线调解优势，在合理平衡双方当事人利益的基础上，快速解决了该系列案件，实现了案结事了。案例10：某婚庆公司涉疫情庆典服务合同纠纷案【案情简介】朱某与某知名婚庆公司签订庆典服务合同，约定由该公司为朱某婚礼提供婚庆婚宴服务。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朱某原定于2020年3月举行的婚礼无法如期进行。在双方当事人协商延期未果的情况下，朱某认为庆典服务合同已无法履行，遂诉至法院要求解除合同，由婚庆公司退还服务费。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受理后，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向双方当事人释法析理，引导当事人本着互谅互让、共克时艰的原则，参照婚庆公司提供的实际损失清单，达成调解协议：朱某与婚庆公司解除合同；婚庆公司扣除朱某已使用的婚纱照金额后，按照风险共担原则退还朱某部分服务费。该案得以圆满解决。【典型意义】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婚庆服务受影响无法正常经营，导致大量庆典服务合同需要延期或解除。本案中，涉案婚庆公司系长三角地区知名婚庆企业，具有多家门店，疫情对其影响较大。在处理此类纠纷时，人民法院坚持利益衡平原则，既依法平等保护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又积极引导当事人秉持调解协商、互谅互让、共担风险、共渡难关等原则，妥善化解矛盾纠纷。本案中，法院在审理过程中，要求婚庆公司提供婚庆婚宴的关联合同证据、提供实际损失清单；在综合考虑企业损失和风险共担的情况下，就退款比例给出调解意见；双方当事人对于法院的调解方案予以认可，达成调解协议。该案的妥善解决，也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及消保委处理此类纠纷提供了参考。案例11：南京A设备厂与青岛B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案情简介】2017年至2019年期间，南京A设备厂与青岛B公司签订多份产品购销合同，后双方因货款给付、设备质量等问题产生纠纷。2020年1月，南京A设备厂将青岛B公司诉至法院。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区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了解到被告系一家专给全国的消毒液生产企业提供生产设备的厂家，合作的消毒液厂家有300余家，是当地防疫物资生产重点扶持保障对象。为尽快审结该起合同纠纷，促进防疫物资生产，全力支持企业复工复产，在征得双方同意后，法院借助微信平台开展线上调解。经调查，原、被告系长期合作关系，原告是被告所需的消毒液生产设备的主要供货商之一。疫情防控期间，被告生产任务繁重，亟需供货商提供30套消毒液生产设备扩大产能，了解到这一情况后，承办法官及时调整调解思路，为双方合作牵线搭桥，以促成两家公司达成继续合作意向为基础拟定调解方案。最终原告同意适当减少货款，被告遂将货款一次性汇至原告账户，原告向法院提交了撤诉申请，纠纷圆满化解。诉讼结束后，承办法官进一步回访，督促原、被告双方成功签订了30套消毒液生产设备合同。【典型意义】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小民营企业生产经营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和资金周转压力。在处理涉疫情合同纠纷案件时，人民法院需要遵循公平公正、利益平衡等基本原则，坚持法理与情理相结合的方式，妥善化解矛盾纠纷。本案中，法院加强调解释法工作，提高办案效率，通过线上调解方式快速处理，确保了涉诉期间消毒液设备生产企业正常经营。在得知被告亟需设备扩大产能时，法院积极为原告争取订单，既促成了消毒液设备生产企业扩大生产规模，提高与之合作的消毒液厂家产能，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疫情高发期消毒液供应不足的状况；也为受疫情影响的本地企业创造合作机会，促成本地企业尽快复工复产，帮助本地中小企业渡过难关。案例12：某防护科技公司疫情期间破产清算重整案【案情简介】某防护科技公司是一家研发、生产防护服装、医用纺织品的企业，因债务危机于2018年下半年停止经营。2019年12月18日，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裁定受理债权人对某防护科技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2020年春节前后，新冠肺炎疫情严峻，口罩等防护用品成为紧缺物资。某防护科技公司虽已停产一年有余，但具有医用口罩的生产资质和经专业修复即可投入使用的无尘车间。1月28日，吴江法院复函许可该公司可以发包方式恢复营业。2月7日，公司正式投入生产，日平均生产口罩7万余只，均由属地政府定向采购用于疫情防控。2月25日，法院裁定该公司自即日起进行重整。法院指导管理人以意向投资人承诺的4000万元偿债资金制作有保底清偿率的重整计划草案，同时草案规定以执行该重整计划的“重整投资人资格”为标的物，通过网络平台进行公开拍卖，起拍价4000万元，出价最高者将被确定为重整投资人。3月12日，通过网络形式召开的第一次债权人会议高票通过该重整计划。次日，吴江法院裁定批准该重整计划。【典型意义】本案是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人民法院许可具有防疫物资生产资质的破产企业恢复营业的典型案件。在审理此类破产案件中，人民法院在保障债权人合法权益的基础上，需要兼顾社会公共利益，充分发挥破产制度的保护功能，促进困境企业再生。本案中，在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之前，许可受理破产申请前已停止营业的企业恢复营业。同时，法院敏锐把握市场变化，适时转换破产程序，创造性地在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上表决有保底清偿率的重整计划草案，通过网络公开拍卖的方式确定重整投资人，兼顾了重整价值和重整效率，体现了人民法院保障疫情防控工作的智慧和担当。此外，为落实疫情防控措施，还运用破产审判信息化建设成果，采用网络方式召开债权人会议，生动诠释了破产审判法治化、市场化、专业化、信息化的发展方向。案例13：某健身俱乐部涉疫情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案情简介】杭州某健身俱乐部是一家连锁经营公司，在杭州地区健身行业有一定的知名度，现有会员三万多名。2019年10月，健身俱乐部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被杭州余杭某房地产开发公司诉至法院，后双方达成调解，健身俱乐部分期支付租金等费用约350万元。2020年1月，因为健身俱乐部未按照调解协议按期支付当期租金，该房地产公司申请强制执行。恰逢疫情爆发，健身俱乐部停业，没有任何营业收入。该房地产公司要求解除租赁合同，收回租赁场地，健身俱乐部复工复产遇到重大障碍。部分会员从其他渠道获悉健身俱乐部有“官司缠身”，经常相约去俱乐部询问了解情况，更有会员要求退会员费，给社会稳定造成一定隐患，一定程度影响了疫情防控。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受理后，第一时间组织双方协商，从被执行人履行主动性和疫情不可抗力出发，分析“竭泽而渔”可能“两败俱伤”，从维护社会稳定、承担社会责任、共克时艰等原则出发，促成双方达成执行和解，某房地产公司同意延期付款，继续提供租赁场地，同意法院不对健身俱乐部采取失信、限高措施，为其复工经营排除障碍。目前，健身俱乐部已正常营业，某房地产公司的租金利益、会员权益有了保障。【典型意义】疫情防控期间，许多企业出现资金问题，“一刀切式”的执行无助于权利人长期利益的实现，法院需要注重强化善意文明执行，提升执行工作的规范化和精准化，促进企业正常经营。本案中，法院坚持“两手都要硬、两战都要赢”，综合考虑被执行人既往履行记录和履行意愿，平衡双方当事人权益，兼顾相关主体合法利益，实现多方共赢，为依法防控疫情、保障社会安定、促进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司法服务。案例14：龙游县某公司疫情期间恢复企业信用征信案【案情简介】龙游县某公司是浙江龙游县唯一的生猪定点屠宰企业，属事关民生的菜篮子企业。龙游县某公司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后，2019年11月，浙江省龙游县人民法院裁定批准该公司破产重整计划并终结该公司破产重整程序。2020年1月16日，宏泰公司破产重整计划执行完毕，消除债务总额1.2亿余元。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该公司屠宰生猪近3万头，同比增长174%，公司经营进入良性发展轨道。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浙江省启动重大公共突发卫生事件一级响应，龙游县某公司只能在所在县域内进行经营活动，日均屠宰量从500余头下降至200余头；而为了扩大生产，龙游县某公司自年前即启动了排污整治、道路修缮、改造厂房机器等改善公司经营能力的工作，因公司贷款信用修复未完成，贷款渠道封闭，导致资金缺口逐渐增大，企业即将陷入困境。为解决企业融资难题，虽该公司破产案件已经审结，龙游县法院主动实地走访企业，并协同管理人与人民银行再次对接完成了企业征信系统的信用修复，在案件办结后为龙游县某公司获得了融资能力。【典型意义】切实帮助企业减负担、渡难关，助力企业复工复产，努力把损失降至最低，保障经济健康稳定有序发展，是当前发挥人民法院司法服务职能的首要任务。本案中，法院在案件办理结束后，通过案后随访，积极关心支持民营企业疫情期间复工情况，及时解决企业信用修复问题，帮助企业获得贷款资格，有效缓解了企业融资困难。人民法院延伸司法服务职能，为当事人纾难解困，既体现了司法的温度，也有利于服务保障当地民生稳定，体现了大局意识和担当精神。 案例15：安徽A公司诉苏州B公司涉疫情买卖合同纠纷案【案情简介】安徽A公司是一家医疗器械生产企业，苏州B公司是一家自动化设备制造商。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安徽A公司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加大防疫物资生产，与苏州B公司签订设备销售合同，购置口罩生产设备。但因苏州B公司未能按期交付设备，安徽A公司遂提起诉讼，并申请财产保全。安徽省无为市人民法院受理后，坚持涉疫情案件“快立、快审、快执”的原则，第一时间作出财产保全裁定，并通过线上查询和实地走访相结合的方式，对苏州B公司名下的银行账户、车辆和机器设备进行冻结、查封。在采取保全措施的过程中，法院了解到两家企业均为涉疫物资制造、生产企业，且苏州B公司系因生产线超负荷而致使短期内无法履行合同义务，安徽A公司面临的债权损失较大。承办法官为最大限度地减少双方的损失，反复耐心做双方当事人的协调工作，最终促成双方达成和解。安徽A公司诉请的金额为120万元，最终仅主张80万元，且苏州B公司当即履行给付义务。4月3日，安徽A公司向法院提出撤诉、解除保全申请。【典型意义】疫情爆发以来，对医疗防护物资的保障事关疫情防控的大局。涉案的两家企业均为保障疫情防控的关键性企业，其迅速复产复工无疑对保障疫情期间企业的正常运营和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因苏州B公司未履约致使公司账户及相应设备被查封，对双方的正常生产经营均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为此，法院立足于服务保障疫情防控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组织双方反复协商，最终达成和解，避免案件因受疫情影响而久拖不决，最大程度地降低了诉讼对企业的负面影响，既维护了企业的合法权益，又服务保障复产复工和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实现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案例16：陈某、祖某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执行案【案情简介】安徽省当涂县某村民委员会与陈某、祖某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由于陈某、祖某未按民事调解书约定的时间按时给付土地承包费，村委会向当涂县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裁定冻结被执行人陈某银行账户，期限一年。正值疫情防控期间，法院了解到陈某系螃蟹养殖户，因生意亏本债务缠身，且祖某身患重病需支付医疗费。3月正是投放蟹苗的好时机，陈某急需资金采购调水药剂、增氧设施、饲料等物资，待今年蟹苗投放产出获得收益后立即给付承包费用，但急需借钱购买农资恢复经营，希望法院能够解封账户恢复银行卡使用。为此，当涂县法院向村委会充分释明被执行人经济状况、亟待春耕复产的现状，提出“放水养鱼”、延期给付的和解方案。最终，村委会同意陈某、祖某在2020年10月1日前还清欠款，并同意解除对其账户冻结。当涂县法院于3月24日当天解除账户冻结，确保不误螃蟹养殖生产经营。【典型意义】农资系民生，春耕备耕期是保障全年生产力的重要时期，要全力组织春耕生产，确保不误农时。疫情防控期间，人民法院要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把服务“三农”工作摆到重要位置，为保障农业春耕复产和打好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本案中，法院积极践行善意文明执行理念，深入调查摸排被执行人经济状况、履行能力，在保障胜诉人合法权益的前提下，灵活采取执行措施，促成双方达成延期给付的和解并及时解封账户，为螃蟹养殖户及时购买农资投放蟹苗恢复春耕生产赢得宝贵时间。同时，此举也增强了螃蟹养殖户的经营后劲，待蟹苗产出投放市场后，螃蟹养殖户的经济状况好转、履行能力提高，为案件顺利执结奠定了基础，保障了胜诉人的合法权益。三、长三角地区环境资源司法保护典型案例案例17：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诉某化工有限公司等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案情简介】2008年3月，被告某化工公司与被告钱某共同对堆放于公司经营场地的含有煤焦油等化工残渣的废铁桶实施违法就地填埋。2016年3月，上海市金山区环境保护局接到举报，对某化工公司经营场地实施开挖勘察，在经营场地地下发现涉案废铁桶及化工残渣泄漏形成的废弃物质，经鉴别属于危险废物。2016年4月，经开展应急清理，共挖掘清运出填埋危险废物及受污染土壤122.44吨。经评估鉴定，该化工公司和钱某违法填埋废铁桶及污染物的行为导致场地土壤、地下水等环境介质中特征污染因子酚类、苯系物、多环芳烃、石油烃等超出了基线水平，非法填埋区域及周边区域生态（土壤、地下水）环境质量下降，造成环境污染损害。公益诉讼起诉人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判令该化工公司、钱某连带赔偿应急处置费3047355元，修复费4079720元。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该化工公司与钱某实施非法填埋工业废铁桶的污染环境行为并造成环境损害的事实，已经相关刑事判决确认。经评估鉴定，上海市金山大道**号土壤及地下水因两被告实施的非法填埋行为遭受污染，该损害结果与两被告的行为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判令该化工公司与钱某连带赔偿应急处置费用3047355元和生态环境修复费用4079720元，支付至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公益诉讼专门账户。【典型意义】保护环境是我国的基本国策，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任何个人及单位在开展经营活动时，均不能以牺牲环境来谋取利益。本案是上海法院受理的首起由检察机关单独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通过本案审理，及时、准确地认定了该起重大环境污染事件的民事赔偿责任，解决了后续环境修复的责任承担问题，对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及生态环境建设，提供了有力的司法保障。同时，案件涉及生态环境损害责任如何分担的问题，以及具体赔偿数额如何确定的问题，为类似案件处理提供参考和借鉴，对开展民事公益诉讼审判实践起到了示范性作用。案例18：某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应某等污染环境案【案情简介】被告某金属制品公司主要生产加工金属制品、小五金、不锈钢制品等，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液被收集在厂区储存桶内，应某系该公司实际经营人。2017年12月，应某决定将储存桶内的废液交予何某处理，并约定向其支付7000元。后何某伙同他人驾驶槽罐车进入公司抽取废液，再驾车至本市青浦区白鹤镇外青松公路、鹤吉路西100米处，先后将约6吨废液倾倒至该处市政窨井内。经测试，窨井内水样PH值为1.61、槽罐车内水样PH值为1.04、危废仓库最西侧桶内废液PH值<1，属于危险废物,三份水样所含重金属成分相同。被倾倒物质属于危险废物。上海铁路运输法院审理后认为，单位实际经营人明知他人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为了单位利益，将本单位的危险废物委托其处置，严重污染环境，应当以污染环境罪追究被告单位及单位直接负责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故判决该金属制品公司犯污染环境罪，判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应某、何某等人犯污染环境罪，并判处九个月至一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典型意义】司法实践中，就污染环境犯罪而言，追究自然人刑事责任的较多，追究单位犯罪的相对较少，客观上反映出认定单位犯罪标准不尽统一的情况。本案以单位名义实施，体现被告单位意志，违法所得归单位所有，依法应认定为单位犯罪，对被告单位及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同时追究刑事责任，在准确认定单位犯罪并追究刑事责任方面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为此类案件的审理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借鉴。案例19：倪某等人跨省向长江倾倒生活垃圾污染环境案【案情简介】2016年8月至12月间，浙江省某垃圾清运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股东倪某与股东周某伙同该公司其他人员，为共同牟取非法利益，在明知被告人张某、洪某等人（另案处理）无生活垃圾处置资质的情况下，仍以明显低于合法处置成本的价格将生活垃圾交由张某、洪某等人处置，导致从海盐县黄桥码头运出的26船共计2.009万吨生活垃圾被直接抛入长江南通段、太仓段，65船共计2.28万吨生活垃圾被运至浙江湖州、安徽当涂等地非法填埋，造成严重环境污染。经鉴定，该垃圾清运公司非法处置的生活垃圾为含有有毒、有害物质的固体废物。上述垃圾被抛江或填埋后，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政府、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政府、安徽省当涂县人民政府为防止污染扩大，均花费了巨大人力、物力、财力处置相关垃圾。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倪某等人参与、实施长江中倾倒垃圾或土壤中填埋垃圾，数量高达数万吨，造成打捞或挖掘、清运、处置案涉垃圾及环境修复等产生的费用以千万元计，引起社会广泛的关注。以环境污染罪判处被告人倪某等10人一年六个月至六年六个月有期徒刑，并处人民币一万元至一百万元的罚金。同时判处没收违法所得。一审宣判后，倪某以不应认定其为主犯为由向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典型意义】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必须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严厉打击污染长江的犯罪行为，是人民法院保障长江大保护战略顺利实施的具体体现。固体废物排查整治是长江经济带工作的重要领域，是修复长江生态环境的重要环节，是高质量参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举措。本案法院审理中注重全面追责、严厉打击生活垃圾非法跨界倾倒处置的行为。在处理过程中注意严查中间人、带路党，对全环节、全链条的犯罪行为予以打击，全面发挥刑罚的惩戒作用，有力地震慑了潜在的犯罪分子。本案犯罪行为涉及江苏、浙江等多地，为保障案件的顺利审理，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法院、浙江省海盐县人民法院、海宁市人民法院建立了有效沟通和协助联动机制，积极开展了交换起诉书、核对卷宗、旁听庭审、重要证据采纳及事实认定交换意见等工作，对依法公正审理案件，保障案件处理结果的同一性，推动长三角区域环境资源一体化司法保护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案例20：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检察院诉朱某等生态环境损害民事公益诉讼案【案情简介】2017年11月，朱某等七人经共同商议，决定利用深夜无人之际，前往大王山矿区开采矿石进行出售。2017年12月2日至9日深夜，朱某等人在未取得采矿许可证的情况下，在大王山矿区非法开采矿石11782吨，销赃得款352580元。经鉴定，朱某等七人的非法采矿行为，严重破坏了开采区的生态环境。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检察院向镇江市京口区人民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请求法院判令朱某等七人对被破坏的大王山矿区的生态环境进行修复，使其恢复原状。若不能恢复原状需支付环境修复治理费用468828元，并在镇江市新闻媒体上公开道歉。江苏省丹徒区人民检察院与朱某等人达成调解协议，经江苏省京口区人民法院审查后作出调解书：朱某等七人在调解书生效后三十日内自行将镇江市丹徒区辛丰镇大王山矿山整治区被破坏的生态环境进行修复恢复原状，并需达到相关部门的验收标准。若在三十日内未履行恢复原状义务，或未能达到验收合格标准，需另行支付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468828元。朱某等七人在调解书生效后七日内在镇江市新闻媒体上公开道歉。【典型意义】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根本目的在于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本案所涉非法采矿行为，不仅侵害了国家的矿产资源所有权，同时还破坏了开采区的生态环境。法院通过刑事审判，依法追究非法采矿者刑事责任的同时，还通过民事审判，追究非法采矿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本案在法院督促下，被告按照生效法律文书的要求将被破坏的生态环境恢复原状，实现了环境资源审判促进生态环境有效修复的司法目的。案例21：陈某等三十人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案【案情简介】2009年至2015年7月期间，被告人陈某明知系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未取得野生动物管理部门核发的许可证，伙同被告人羊某及王某，向被告人林某、刘某及孙某、余某等人非法收购穿山甲、巨蜥、熊掌等国家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并出售给被告人谢某、张某、茹某、周某等人。期间，被告人王某、张某明知系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仍帮忙运送。其中被告人陈某共非法买卖一级保护动物巨蜥80余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穿山甲300余只、猫头鹰100余只及熊掌等制品。其余各被告人向陈某收购不同数量的野生动物。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一审经审理认为，陈某等人违反森林动物保护法规，非法收购、运输、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其行为已构成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依法判处陈某等三十人判处九个月至十二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二千元至五万元不等。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经审理，查证了上诉人沈某检举他人犯罪构成立功的事实，依法对其在原判基础上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对一审判决的其余部分予以维持。【典型意义】由于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物种平衡遭到破坏，动植物资源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流失，野生动植物保护已然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主题。我国早在1980年12月就已加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对于非法捕杀、出售、运输列入公约保护的濒危、珍稀野生动物的犯罪行为进行了有效打击。然而，由于不法分子的贪欲和趋利，针对野生动物的违法犯罪行为仍时有发生。本案的最具典型之处是涉案人员数量、非法买卖野生动物数量均创浙江之最。经公安机关历时半年多的侦查，法院依法对涉案三十名被告人处以刑罚，对大部分被告人适用实刑，有效打击了非法买卖野生动物的犯罪行为，对于形成重视和保护动植物生态资源的社会氛围，强化尊重自然、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伦理观念，具有重要推动作用。案例22：湖州市生态环境局与杨某等申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司法确认案【案情简介】杨某经营的车队自2017年上半年开始从事建筑生活混合垃圾清运业务。杨某指使许某等三人调度车辆前往杭州市各垃圾中转站装运垃圾，并指挥车辆前往外地各倾倒点实施倾倒。陈某等五人根据安排，驾驶车辆装运垃圾前往湖州南太湖产业集聚区长兴分区一处山体脚下实施倾倒。当地村民周某等三人为垃圾倾倒提供寻找场地、联系挖机、望风等协助。浙江省长兴县人民法院在审理刑事案件过程中，积极引导行政主管部门与赔偿义务人就造成的环境损害进行磋商。经委托鉴定，认定倾倒的混合垃圾中含有铅、锌等重金属污染物，另造成507立方米土壤体表受到污染。属地政府立即采取应急措施，为此支出：防止污染扩大费、清理垃圾费、勘测费、损害鉴定评估费、调查费以及受污染土壤处置费等共计350万元。湖州市政府指定湖州市生态环境局作为赔偿权利人，以杨某等车队经营者、倾倒实施者、场地提供者等十四人作为赔偿义务人，经历三轮磋商，签署赔偿协议。各赔偿义务人按照在垃圾倾倒活动中的地位作用，参与次数，倾倒数额确定各自承担比例及数额。法院认为，赔偿权利义务人达成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符合司法确认调解协议的法定条件，依照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裁定确认赔偿权利义务人达成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有效，各方当事人应当按照赔偿协议的约定自觉履行义务，如拒绝履行或者未完全履行的，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典型意义】2017年12月，中办国办下发《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在全国范围内试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本案系一起跨地市倾倒垃圾造成环境污染，适用磋商制度追究环境侵权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的典型实践，体现了司法机关坚定实行最严格生态环境保护制度的意志和决心，彰显了“环境有价，损害担责”的环境保护理念。法院在审理刑事案件过程中，积极引导行政主管部门与赔偿义务人就造成的环境损害进行磋商，同时积极给予法律指导，最终促成赔偿协议的达成，有力震慑了从事垃圾倾倒损害环境公益的犯罪分子，顺利达成了修复被损害生态环境的良好社会效果。办案过程中，长兴县法院还充分发挥湖州市生态环境司法保护一体化平台作用，主动加强与检察机关、公安机关、环境资源行政主管部门之间的工作衔接，为构建环境协同治理机制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案例23：李某等污染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案情简介】2016年3月、2017年1月，被告人李某、董某先后注册成立无处置固体废物资质的环保服务公司，将从江苏某纺织有限公司、浙江某印染厂等九家企业收集的2500余吨工业污泥，经由张某等转包给黄某处置。黄某与吴某等人联系后，将该工业污泥跨省运输后倾倒于安徽省铜陵市江滨村长江水域的江滩边，严重污染环境，致使土壤和地下水环境介质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害。经鉴定评估，造成应急处置费用7800593.92元、生态环境修复费用3176145元。2017年11月初，李某又将收集的1600余吨工业污泥经张某交由黄某处置。黄某另将其从尹某处接收的800吨水处理污泥一并跨省运输至铜陵市江滨村长江水域，准备再次伙同吴某等人倾倒，在停泊待卸时被现场查获。经鉴定,李某等人收集和倾倒的工业污泥中均含有重金属、石油溶剂等有害污染物，可认定为有害物质，倾倒的污泥及其渗滤液、废胶木可认定为有毒物质。安徽省芜湖市镜湖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李某等人在江苏、浙江、安徽跨省运输、转移有毒、有害物质，并在长江流域甚至是长江堤坝内倾倒、处置，给长江流域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认定李某等人犯污染环境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判令各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和被告单位依法赔偿应急处置费用和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典型意义】加强环境资源审判工作，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是人民法院肩负的重大政治任务、法律职责和社会责任。环境污染犯罪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依法应承担侵权民事责任，即连带赔偿责任，包括应急处置费用、生态环境修复费用、鉴定评估费用等。本案中，对李某等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判令各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和被告单位依法赔偿应急处置费用和生态环境修复费用，既打击了环境刑事犯罪，也能切实的保护环境公益。该案充分体现了对污染环境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中共性难题的裁判思路和有益探索，在办理长江经济带跨省环境污染案件，守护好长江母亲河方面具有典型意义。案例24：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诉马鞍山市某机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环境污染公益诉讼案【案情简介】2016年6月，环保部会同安徽省环保厅在马鞍山市现场检查发现，某化工公司将高浓度酸性废液违法排放至厂区废弃不用的原地下取水井。经马鞍山市环保局监测，该废液各项指标严重超标，具有高挥发性、高腐蚀性。该化工公司多年来不断实施环境污染违法行为，经常规避监管，擅自组织开工生产，偷排大量没有经过任何处理的废液、废气等，严重污染了当地及周边地区的生态环境，造成环境污染、社会公共利益损害，对当地生态造成重大破坏，虽经媒体曝光，但屡犯不改。故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该化工公司停止侵权行为；消除危险情形；修复生态环境；赔偿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损失；向公众赔礼道歉；承担诉讼支出必要的费用。安徽省马鞍山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该化工公司违法排放污染物，严重污染环境，应当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恢复原状、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根据安徽省环境科学研究院出具的评估意见认定，该污染事件的应急处置费用和应急监测费用计49.93万元，生态环境损害符合《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总纲》中虚拟治理成本法核算条件，计算值为58.5万元。遂判令该化工公司赔偿生态修复费用58.5万元、应急处置费用49.93万元，在马鞍山日报或皖江晚报上刊登致歉声明；支付中国绿发会诉讼支出5万元。化工公司不服，向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维持了原判。【典型意义】在环境污染案件的个案中，未能检测到严重的污染损害结果、不能完全恢复、恢复成本远远大于其收益以及缺乏恢复评价指标，并不意味着生态环境没有遭受到严重损害，更不能免除修复费用的赔偿责任。本案中，针对当事人对采用虚拟治理成本法作出的鉴定意见能否作为证据使用提出的抗辩和质疑，从民事证据的“三性”入手，通过分析案涉《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意见书》的委托程序、鉴定过程、鉴定方法、鉴定书内容、使用范围和方法、来源等，指出案涉《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意见书》具有来源和形式的合法性、具备法律认可的真实性、与待证事项实具有关联性，能够作为定案证据使用，对人民法院依法认定采用虚拟治理成本法作出的鉴定意见具有一定指导意义。来源 |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END-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6215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南京亘昌大件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汤泉街道泉西社区211号。法定代表人：杨宝友,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杨松，江苏典上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集庆门大街272号1栋31层、32层、33层。负责人：唐继国，该分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陆军，江苏苏源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第三人：中国外运长江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中华路129号10层至16层。法定代表人：林小立，该公司总经理。再审申请人南京亘昌大件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亘昌公司）因与被申请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保险江苏分公司）、一审第三人中国外运长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外运长江公司）多式联运货损赔偿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鄂民终346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二审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亘昌公司申请再审称：（一）二审法院程序违法，应当依法予以纠正。1.本案管辖法院错误。一、二审法院以多式联运合同纠纷为由，审理侵权责任纠纷，是为了规避案件管辖规定。法院既然将本案定性为侵权责任纠纷，平安保险江苏分公司就应当在侵权行为地或者亘昌公司住所地法院起诉。2.二审法院对亘昌公司提出的鉴定申请，置之不理，严重违反了诉讼程序。（二）二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撤销。1.二审判决认定案件性质与基础法律关系不相符。亘昌公司是本案公路区段实际承运人，公路区段运输是《物流服务合同》的延伸，亘昌公司应该是《物流服务合同》的当事人。按照涉案保险合同约定，平安保险江苏分公司放弃就《物流服务合同》主张代位求偿权。亘昌公司在外运长江公司的权利义务范围内，应视同平安保险江苏分公司也放弃对亘昌公司的代位求偿权。2.二审判决认定事实缺乏依据，纯属推断。本案无法确定货损是谁的责任，无法确定责任大小。涉案货物不能排除在交付亘昌公司运输前就存在损坏的可能。南京中电熊猫平板显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电熊猫公司）与亘昌公司均没有验货，无法识别货损发生的时间。交易货物部分存在问题更符合通常交易情况。涉案事故仅造成设备外包装的轻微破损，内包装是完好无损的。况且，亘昌公司将设备运到指定处所后，中电熊猫公司进行了二次搬动，后遇淋雨，中电熊猫公司也没有采取防范措施。涉案装置损害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难以确定。3.平安保险江苏分公司的理赔程序不当，保险理赔结果不能作为平安保险江苏分公司主张权益的证据。涉案事故发生后，平安保险江苏分公司没有通知亘昌公司并调查运输过程，没有组织专人分析事故原因。孙嘉庆的单方陈述，不排除其是为了平安保险江苏分公司的利益进行虚假陈述，不能采信。根据法院调查，涉案事故报案人为保险经纪人，非事故现场当事人。报案地点凭想象，报案时间也超过了规定的合理报案时间。涉案事故无法确定是亘昌公司所为。亘昌公司完全有理由怀疑是平安保险江苏分公司故意将责任强加给亘昌公司。平安保险江苏分公司收取了高达650万元的保险费，如果其在理赔后得到追偿，保险公司会获得巨额收益，有违保险立法精神。日本国VTECHNOLOGYCO.LTD（以下简称V公司）没有否定设备维修的可能性，中电熊猫公司与V公司却一致要求更换新设备。更换涉案装置仅为V公司工作人员一面之词，并非V公司的意见，该证明的合法性值得怀疑。按照《物流服务合同》，即使涉案装置在运输过程中发生损害，须由外运长江公司提供运输事故鉴定书后方可向保险公司索赔，而中电熊猫公司私下与保险公司达成理赔，违反合同约定。4.二审判决有失公正。作为专门从事运输业的外运长江公司，疏于勘察运输线路，导致亘昌公司的货车在运输过程中碰到了限高的标识，外运长江公司应对该碰触事故负全责。亘昌公司就涉案运输业务收取运费仅为900元，二审判决判令其承担近300万元的赔偿金及利息，有失公正。中电熊猫公司及外运长江公司严重侵害了亘昌公司的知情权，两家公司均未告知涉案装置属于精密仪器。亘昌公司有理由相信涉案装置已采取了符合要求的包装，按照常规货物运输。亘昌公司已经尽到了合理的运输义务，不应承担责任。《物流服务合同》第3.2.8条约定，外运长江公司在代理中电熊猫公司的特殊设备时，需全程使用专业运输工具，外运长江公司对涉案装置情况是明知的，即使运输过程造成损害，也是以上两家公司故意隐瞒造成的。中电熊猫公司及外运长江公司为了减少运输费用支出，故意隐瞒涉案装置的情况，造成亘昌公司面临巨大的运输风险。按照合同法相关规定，即使是亘昌公司造成的损失，也只能在获得的运输费用的范围内按普通货物进行赔偿。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之规定，请求再审本案。平安保险江苏分公司提交意见称：（一）二审法院审理程序合法，应当维持。本案是多式联运货损赔偿纠纷，平安保险江苏分公司有权选择提起合同之诉还是侵权之诉。亘昌公司没有在本案一审期间提出管辖权异议，现阶段无权再提。亘昌公司提出的问题是法院能够查明的，原审法院拒绝亘昌公司的鉴定申请未违反法律规定。（二）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中电熊猫公司与亘昌公司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平安保险江苏分公司以侵权为由主张亘昌公司赔偿损失于法有据。平安保险江苏分公司并未放弃对亘昌公司的代位求偿权。二审判决认定案件事实正确，对涉案事故的原因、过错责任的分配合法合理。（三）平安保险江苏分公司的理赔程序正当合法，保险人理赔后依法取得代位求偿权。（四）二审判决公正合理，应予维持。涉案事故的主要原因是亘昌公司驾驶人员疏于观察，未尽到谨慎驾驶义务。亘昌公司收取多少运费与其应该承担多少赔偿责任没有任何关系。亘昌公司怀疑平安保险江苏分公司与第三人恶意隐瞒涉案设备的情况，纯属主观臆断。综上，请求驳回亘昌公司的再审申请。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系再审审查案件，应当围绕再审申请进行审查。根据亘昌公司的申请理由，本案重点审查平安保险江苏分公司能否请求亘昌公司赔偿涉案损失、亘昌公司是否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问题。本案中，中电熊猫公司与外运长江公司签订了《物流服务合同》。亘昌公司依据其与外运长江公司签订的《液晶面板项目设备进口国内货物运输协议》，负责涉案货物在国内公路段的运输。平安保险江苏分公司依据保险合同约定，向中电熊猫公司赔付了货损后，取得代位求偿权，有权取代中电熊猫公司的法律地位向第三人请求赔偿。亘昌公司因过失导致涉案货损，应对中电熊猫公司负损害赔偿责任。因此，平安保险江苏分公司取代中电熊猫公司的法律地位，有权向亘昌公司主张货损赔偿责任。亘昌公司认为其系《物流服务合同》的当事人，平安保险公司放弃了代位求偿权缺乏依据，不能成立。根据二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亘昌公司认可其接受涉案货物时货物的外包装良好，没有破损。亘昌公司调派的重型货车运载涉案货物驶入中电熊猫公司厂区后，货物外包装箱体擦碰了厂区路管廊架上限高标识，并在事故发生后，中电熊猫公司、外运长江公司和亘昌公司到现场查勘，确认了货物包装顶部破损。平安保险江苏分公司已举证证明了亘昌公司运输车辆碰撞限高标杆造成了涉案货物损害。亘昌公司主张涉案货物在其接收前或二次搬运时也存在损害的可能，但缺乏证据证明，该主张不能成立。亘昌公司认为淋雨以及临时调整路线也是涉案货损发生的原因。涉案事故发生后，包装箱内货物发生了位移及部分货物脱落、倾斜，明显为较大的外力影响所致。故涉案货损的主要原因为车辆在运输途中擦碰了厂区管廊架上限高标识。且二审判决因中电熊猫公司临时调整路线，未妥善保管涉案设备木箱导致货物浸水，认定中电熊猫公司亦存在过错，判其承担了部分货损责任。亘昌公司还主张，中电熊猫公司及外运长江公司故意向其隐瞒涉案装置为精密仪器导致货物受损，但未就此进行举证。中电熊猫公司此批共购买了4套彩膜修正装置，另外两套装置采用同类型包装和车辆运输并未出现货损。亘昌公司的该项主张缺乏事实依据，不能成立。为鉴定涉案货损，一审法院及各方当事人在国内外市场联系查找相关鉴定评估机构，均因涉案设备为高科技精密产品，未能寻到有能力进行此项鉴定评估的机构，鉴定评估工作无法进行。在此情况下，二审判决根据生产厂家制作的《运送中木箱破损事故报告》认定涉案货损，并无不当，不属于违反诉讼程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上保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受理保险人行使代位请求赔偿权利纠纷案件的人民法院应当仅就造成保险事故的第三人与被保险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进行审理。”据此，平安保险江苏分公司进行保险理赔是其履行涉案保险合同的相关事宜，不在本案的审查范围之内。本案未违反专门管辖的法律规定，亘昌公司因管辖问题申请再审之主张缺乏法律依据，不能成立。综上，亘昌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南京亘昌大件运输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王淑梅审判员　　郭载宇审判员　　陈宏宇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赵珂书记员肖伯伦-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