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最高人民法院就王书金案强奸、杀人案做出裁定，认为原一、二审认定被告人王书金强奸并杀害被害人刘某某、张某甲、强奸被害人贾某某后杀害未遂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审判程序合法。但因原一、二审不予认定被告人王书金涉嫌强奸、杀害被害人张某乙的犯罪事实出现了新证据，需要对该起犯罪进行重新审理和判决，裁定撤销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第二审裁定和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发回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由于媒体披露的最高法院裁定内容并未涉及社会关注的聂树斌案中被害人康某，并且，尽管王书金自己供述曾于1994年在石家庄西郊玉米地奸杀一妇女，但检察院和一、二审法院对该事实均不认可，人们再次开始疑惑重重——在石家庄西郊玉米地强奸、杀害康某的真凶到底是谁？[王书金 ]聂树斌，男，1974年11月6日出生，汉族，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县申后乡下聂庄村人，原鹿泉县冶金机械厂工人。1995年4月25日，河北省鹿泉县人聂树斌因故意杀人、强奸妇女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同年4月27日被执行死刑。2014年12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指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的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妇女一案。2005年1月17日，河南省荥阳市公安局索河路派出所干警抓获河北省公安机关网上通缉逃犯王书金。王书金除交待在广平县实施多起强奸杀人案件外，还供称曾在石家庄西郊方台村附近玉米地内强奸、杀害一名青年女性。2007年3月12日，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判处王书金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强奸罪判处王书金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决定对王书金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王书金不服，上诉至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年9月27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宣判，王书金供述与石家庄西郊强奸杀人案证据不符，不能认定王书金作案，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随后，该案报最高人民法院进行死刑复核。2016年12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对原审被告人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妇女再审案公开宣判，宣告撤销原审判决，改判聂树斌无罪。河北高院与赔偿请求人达成赔偿协议：向聂学生、张焕枝（聂树斌父母）支付国家赔偿金总计2681399.1元。[聂树斌]一案两凶，谁是真凶？——对话郑成月（最早披露聂树斌案“一案两凶”的公安局副局长）对话人物郑成月 原河北省广平县公安局主管刑侦副局长，负责调查王书金涉嫌的命案时得知聂树斌案。之后媒体介入，郑成月成为最早披露“一案两凶”事件的公安人士。2009年，49岁的郑成月被要求提前离岗，不再任县公安局副局长一职。郑成月穿着老旧的公安制服，风尘仆仆赶到北京西站乘坐回河北邯郸的列车。为了等聂树斌案再审宣判的消息，他特意在北京多留了几天。自2009年，49岁的郑成月被要求提前离开县公安局副局长岗位后，他成了一名普通警察。如今，他时常来往北京、邯郸之间，帮着一家律师事务所做刑事法律顾问。2016年12月2日，聂树斌案再审宣判。前一晚郑成月辗转难眠。昨天从早上8点半开始，他就守在了宾馆电视机前。他自己算着，自聂树斌1994年9月23日被抓至今，总共8106天。“这8106天，总算给他（聂树斌）争回来了”。郑成月老了，56岁的他误了高铁，丢失了身份证，几经辗转花了64.5元，买到最后一张凌晨1点才能回到邯郸的站票。他面色疲惫，患了糖尿病的他一口气喝了2瓶矿泉水。只有在回忆过往办案经历时，老警察郑成月才眼神放光，露出一丝锐利。无罪宣判后，郑成月哭了，却不是喜极而泣。“为什么正义的事，来得这么迟。作为河北省检察院和河北高院，任何人只要看一下聂树斌的卷子，一看就知道是有问题的。他们都是高级法官啊，我不过是个大专生，我都能看出来。”郑成月说。“只差宣判这个结果”新京报：你一直在等聂树斌案的宣判吗？郑成月：对，早上8点半我就在宾馆打开电视等着看新闻。我哭了，这正义的事，为什么来得这么迟？新京报：看到聂树斌无罪的结果，你是什么心情？郑成月：我知道会是这样。山东省高院复查完案子，我仔细读了结论，那会儿心里就有这个底儿。聂树斌的案子，任何一个法律部门看看他的卷宗就知道是有问题的，就只差宣判这个结果。新京报：你没有丝毫的担心？郑成月：没有，从移送到山东的那天起，我就知道最后的结果是无罪。2005年7月，起诉王书金的时候，我看过聂树斌案的卷宗，不成体统。比如说，笔录上写着，现场提取了一辆黑色自行车。结果现场照片给受害人康某父亲的时候，写的是一个二四型蓝色自行车。聂树斌交待说他看到个20岁出头的女孩进玉米地了，可被害的人有37岁，这能看不出来差别吗？那个时候我还不敢和媒体说，但是我都记到了笔记本上，留证。我不能隐瞒上级，我得向组织上面说实话，这是为人基本的良心道德。新京报：这么多年来，你一直关注这个案子吗？郑成月：是的，离岗以后，我和律师多次去石家庄调查，曾经见过聂树斌的车间主任，死者康某的父亲，多次询问当时的情况。新京报：你和聂家有联系吗？郑成月：也不是常联系，但是有事儿我们就通电话。第一次见聂树斌母亲是王书金案开庭的时候，聂母去了，她见到我后说的第一句话，我至今还记得，她说“你为了我儿子受了不少委屈吧”。其实那个时候，我刚被相关部门传话回来，说有人告我有财务问题、强奸女人。聂母打电话咨询过我的意见，我说我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凶手不是聂树斌，聂树斌无罪。“一本正经说没错，是草菅人命”新京报：你当时是如何知道王书金案子和聂树斌案有联系的？郑成月：2005年1月23号，我押着王书金到石家庄孔寨去辨认现场，叫了村里的一个治保主任。王书金指着一个地方说他在那里杀过人，治保主任说不对不对，我看着他神色就变了，问他怎么回事儿。他说杀人犯10年前就被枪毙了。后来我开车押着王书金到了石家庄郊区公安分局（现裕华分局），和刑警队的人见了面，一看他们桌上放着协查通报。但他们不给提供任何资料，让回去联系。一看他们的态度，我心想坏了。后来到了王书金的起诉阶段，他前面供认的几起案子都没有问题，就是石家庄郊区这起我们没有资料，检察院不收卷，后来我就给市局打报告，市局给石家庄市局写报告。写来写去也没人管，直到3月15日，媒体把《一案两凶谁是真凶》的报道发出来。到20号，我们省政法委就通知我，和郊区公安分局（现裕华分局）、河北省高院、高检，到政法委开会汇报这个案子。新京报：开会时是什么情形？郑成月：石家庄中院跟当时河北省政法委一位领导说聂树斌杀人证据确凿充分，已经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批准执行了死刑，无任何过错。石家庄市公安局纪委说他们对当年办案的干警逐个进行询问，没有刑讯逼供，案子没有瑕疵。我带着卷宗和审王书金的录像去了，看到石家庄中院说的口气太肯定了，我就和当时省政法委的那位领导说了一个细节。王书金说他杀死那个女人的时候，拿起一串钥匙。后来怕警察找上，又把钥匙丢在离尸体1米远的地方。那是地里杂草丛生的8月份，就是围观现场的群众都难以发现地里的钥匙，还描述这么详细，除非他是凶手。那位领导又问石家庄那边，聂树斌有没有说这串钥匙，对方回答没有。新京报：当时与会的人是什么反应？郑成月：屋里静静的，只能听见人的出气声。其实那会儿，在场的人心里就知道案子是怎么回事儿了。新京报：你觉得自己揪出个冤案了？郑成月：没有，我那会儿就觉得失望，从小我就觉得高职级的官员水平高，我把他们看成圣人。可他们弄错案还一本正经说没错，这是草菅人命！新京报：这次会议之后有什么改变吗？郑成月：省政法委那位领导当场就说成立专案组，由河北省公安厅刑侦局牵头，广平县公安局配合，对王书金案进行调查；由河北省高院牵头，石家庄中院配合，对聂树斌案进行复查。但我们汇报完没多长时间，那位领导就调走了，这案子后来也就没有声响了。“口供不能再害人了”新京报：得知调令时，你想过会对案子有影响吗？郑成月：我听到他调走了，我觉得，我的厄运就来了。新京报：那之后，你经历了什么？郑成月：有人写匿名信告我，我被严查严办了，每天传话。把我很多年前的案子翻出来，说我刑讯逼供。但最后也没调查出来我做错了啥。新京报：49岁时，你为什么离岗？郑成月：县委的领导说我年纪大了，该给年轻人让让道，可以休息了。新京报：你离岗时做了什么？郑成月：我到看守所看了看王书金，还是之前和他讲过的话，我说你害了很多家庭，只有认罪伏法。而且，今天你的口供也不能再害人。不是你做的就不是你做的，是你做的就是你做的。新京报：据媒体报道，王书金律师称有人劝王书金别蹚聂树斌案浑水，用木板抽打他脚心，让他坐铁板凳半个月。郑成月：我知道这件事。他们让王书金说他招供是我唆使的，还跟王书金说只要不承认石家庄死者是他杀的，就给和他同居的女友和孩子找工作、吃低保。还让王书金说他在地里转悠，发现一个女人衣服，往前走看到一个女的光着屁股。一看这个女的身上挺白、挺好，虽然是个死人，他也去跟她发生了关系，之后就走了。你说，这可能是事实吗？新京报：你为聂树斌的案子奔波多年，觉得值吗？郑成月：聂树斌已经死了，他爸妈也老了。可这是一次警钟，有多少个活着的聂树斌不用死了，司法进步了。我坚持到今天，自认为提高了人民警察的形象。事情没有结束新京报：你在体制内警法系统工作多年，你觉得为什么会发生聂树斌案？郑成月：有人只顾个人业绩，案子破了，被上头奖赏了，就行了。那会儿命案必破，薪水、奖金、荣誉都会和破案量有关。下面实际干事的人，一遇到命案就有压力、紧张，得想办法把案子尽快破了。其实那会儿，DNA技术、解剖都可以帮助谨慎破案，单从技术上，聂树斌案就不该发生。新京报：你觉得，为什么聂树斌案重审历经多年？郑成月：我没想到这么艰难。一开始我觉得，即便是错了，那就追责、赔钱、认错，也没想要这么多年。新京报：你觉得聂树斌案昭雪后，事情结束了吗？郑成月：没有结束。除了国家赔偿，按照法律规定，对滥用职权的人，应该有个说法。从相关法官、检察官、到逼着王书金翻供的人，都应该追责。新京报：聂树斌案，对今天司法公职人员工作有什么教训？郑成月：作为一个人民警察要有责任心，你手里握着人的生命，不能随意主观臆断去断案。破案必须紧紧围绕现场，认定要全部依靠证据。让嫌疑人自己说，不要用手段影响嫌疑人。不要只想着破案拿功劳。新京报记者 王佳慧 北京报道-end-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16）最高法刑再3号原公诉机关河北省石家庄市人民检察院。申诉人张焕枝，女，汉族，1944年12月13日出生，农民，住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区×××村。系原审被告人聂树斌母亲。申诉人聂学生，男，汉族，1945年8月1日出生，退休工人，住址同上。系原审被告人聂树斌父亲。申诉人聂淑惠，女，汉族，1972年1月31日出生，教师，住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街××号。系原审被告人聂树斌胞姐。诉讼代理人李树亭，北京市天钰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人聂树斌，男，汉族，1974年11月6日出生，初中文化，原河北省鹿泉市冶金机械厂工人，捕前住河北省获鹿县（现石家庄市鹿泉区）×××村。1994年9月23日被传唤，9月24日被监视居住，10月1日被刑事拘留，10月9日被逮捕。1995年4月27日被执行死刑。河北省石家庄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聂树斌犯故意杀人罪、强奸妇女罪一案，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于1995年3月15日作出（1995）石刑初字第53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宣判后，被告人聂树斌、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康某2分别提出上诉。1995年4月25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1995)冀刑一终字第129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授权高级人民法院核准部分死刑案件的规定，核准聂树斌死刑。2005年1月，涉嫌犯故意杀人罪被河北省公安机关网上追逃的王某1，被河南省荥阳市公安机关抓获后自认系本案真凶。此事经媒体报道后，引发社会关注。2007年5月，申诉人张焕枝、聂学生、聂淑惠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和多个部门提出申诉，请求宣告聂树斌无罪。2014年12月4日，根据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请求，本院指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查本案。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全面审查后认为，原审判决缺少能够锁定聂树斌作案的客观证据，在被告人作案时间、作案工具、被害人死因等方面存在重大疑问，不能排除他人作案的可能性，原审认定聂树斌犯故意杀人罪、强奸妇女罪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建议本院启动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并报请本院审查。本院对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复查意见进行了审查，于2016年6月6日作出（2016）最高法刑申188号再审决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三款之规定，依照第二审程序对本案进行了书面审理。审理期间，本院审查了本案原审卷宗、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和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查卷宗；赴案发地核实了相关证据，察看了案发现场、被害人上下班路线、原审被告人聂树斌被抓获地点及其所供偷衣地点，询问了部分原办案人员和相关证人；就有关尸体照片及尸体检验报告等证据的审查判断咨询了刑侦技术专家，就有关程序问题征求了法学专家意见；多次约谈申诉人及其代理人，听取意见，依法保障其诉讼权利；多次听取最高人民检察院意见。就附带民事诉讼部分通知原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康某2，其近亲属告知，康某2已去世，并表示不再参与本案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认定：1994年8月5日17时许，被告人聂树斌骑自行车尾随下班的石家庄市液压件厂女工康某1，至石家庄市郊区孔寨村的石粉路中段，聂树斌故意用自行车将骑车前行的康某1别倒，拖至路东玉米地内，用拳头猛击康某1的头部、面部，致康某1昏迷后将其强奸，尔后用随身携带的花上衣猛勒康某1的颈部，致其窒息死亡。认定上述事实的依据是：石家庄市公安局郊区分局在侦破此案时，根据群众反映将聂树斌抓获后，聂树斌即交代了强奸后勒死康某1的犯罪经过，并带领公安人员指认了作案现场及埋藏被害人衣物的地点，与现场勘查一致；聂树斌对康某1生前照片及被害现场提取物进行了辨认，确认系被害人照片及所穿衣物；聂树斌所供被害妇女的体态、所穿衣物与被害人之夫侯某某、证人余某某所证一致。据此，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人聂树斌拦截强奸妇女，杀人灭口，手段残忍，情节和后果均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强奸妇女罪、故意杀人罪。对于辩护人提出的指控聂树斌犯强奸妇女罪证据不足的辩护意见，因有被告人聂树斌多次供述，且与现场勘查吻合，供证一致，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九条、第一百三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三十一条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之规定，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聂树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强奸妇女罪判处其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一审宣判后，聂树斌上诉提出，其年龄小，没有前科劣迹、系初犯，认罪态度好，一审量刑太重，请求从轻处罚。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认定的事实、证据与一审判决一致。二审法院认为，一审认定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妇女的事实、情节正确，证据充分。聂树斌拦截强奸妇女，杀人灭口，情节和后果均特别严重。聂树斌所述认罪态度好属实，但其罪行严重，社会危害极大，不可以免除死刑。原判决对聂树斌犯故意杀人罪的量刑及民事赔偿数额适当，对强奸妇女罪量刑重。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二）项之规定，判决维持对聂树斌犯故意杀人罪的定罪量刑，撤销对聂树斌犯强奸妇女罪的量刑，改判有期徒刑十五年，与故意杀人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授权高级人民法院核准部分死刑案件的规定，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核准聂树斌死刑。本院再审期间，申诉人张焕枝提出，聂树斌系被错抓、错判，是冤枉的，请求宣告聂树斌无罪。主要理由是：（1）1994年9月23日聂树斌被抓获之后前5天的口供缺失，怀疑因对聂树斌有利而被办案机关销毁。（2）聂树斌供述勒死被害人的花上衣，是从废品堆、三轮车上拿的，但三轮车主根本就没有丢花上衣，作案工具不吻合。（3）聂树斌根本没有作案时间。考勤表被办案机关提取了，应该入卷，该考勤表可以证明聂树斌1994年8月5日是否上班，没有考勤表就不能认定聂树斌有作案时间。（4）王某1自认真凶，且供述出案发现场有串钥匙，本案是王某1所为。诉讼代理人李树亭提出，原审认定聂树斌强奸妇女、故意杀人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当依法宣告聂树斌无罪。主要理由是：（1）公安机关在没有掌握聂树斌任何犯罪事实和犯罪线索的情况下，仅凭主观推断，就将骑一辆蓝色山地车的聂树斌锁定为犯罪嫌疑人，对聂树斌采取的监视居住，实际上是非法拘禁。（2）不能排除侦查人员采用刑讯逼供、指供、诱供方式收集聂树斌有罪供述的可能性。（3）聂树斌供述、证人证言和尸体检验报告均不能确定案发时间，被害人遇害时间不明，原审认定的聂树斌作案时间事实不清。（4）原审认定的作案工具事实不清，物证彩色照片上的半袖上衣极大可能在原始案发现场并不存在，是侦查人员为印证聂树斌供述的作案工具而编造出来的物证。（5）现场勘查笔录无见证人参与，不符合法律规定；尸体检验报告结论不具有科学性，真实性、合法性存疑，原审认定被害人系窒息死亡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6）聂树斌1994年9月23日至9月27日的供述材料以及聂树斌的考勤表缺失，原办案人员的解释不合理，不排除公安机关隐匿了对聂树斌有利的证据。（7）证人余某某后来证明，被害人尸体被发现后公安机关立即展开调查，并形成了调查材料，但原审卷宗中余某某等人的多份初始证言缺失，去向不明，这些证言可能对聂树斌有利。（8）现有卷宗中存在签字造假等问题，不排除伪造或变造案卷的可能。（9）被害人落在案发现场的一串钥匙是本案中具有唯一性和排他性的隐蔽细节，聂树斌始终没有供出，使其所供作案过程真实性受到严重影响。（10）王某1异地归案后即主动交代了石家庄西郊玉米地强奸、杀人的犯罪事实，特别是供述出案发现场所留的一串钥匙，且其供述的作案时间、作案地点、作案过程以及抛埋衣物地点等都与本案情况相符，王某1的供述应视为本案出现了新证据，其作案的可能性远远大于聂树斌。李树亭还向本院提交了聂树斌的同学聂某某、仵某1、仵某2的证言，以证明聂树斌胆小、性格内向，思想比较保守，家庭经济状况较好，平时没有偷窃、打架等不良行为。最高人民检察院向本院提交的书面意见提出，原审判决采信的证据中，直接证据只有聂树斌的有罪供述，现场勘查笔录、尸体检验报告、物证及证人证言等证据均为间接证据，仅能证明被害人康某1死亡的事实，单纯依靠间接证据不能证实康某1死亡与聂树斌有关，而聂树斌有罪供述的真实性、合法性存疑，不能排除他人作案可能。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据现有证据不能认定聂树斌实施了故意杀人、强奸妇女的行为，应当依法宣告聂树斌无罪。主要理由是：（1）被害人死亡原因不具有确定性，原审判决所采信的尸体检验报告证明力不足。（2）作案工具来源不清，原审判决认定花上衣系作案工具存在重大疑问。（3）聂树斌始终未供述出被害人携带钥匙的情节。（4）原审判决所采信的指认笔录和辨认笔录存在重大瑕疵，不具有证明力。（5）证实聂树斌实施强奸的证据严重不足。（6）聂树斌供述的真实性、合法性存在疑问。应当依法改判聂树斌无罪。经再审查明：1994年8月5日17时许，河北省石家庄市液压件厂女工康某1（被害人，殁年36岁）下班骑车离厂。8月10日上午，康某1父亲康某2向公安机关报案称其女儿失踪。同日下午，康某2和康某1的同事余某某等人在石家庄市郊区孔寨村西玉米地边发现了被杂草掩埋的康某1连衣裙和内裤。8月11日上午，康某1尸体在孔寨村西玉米地里被发现。同日下午，侦查机关对康某1尸体进行了检验。上述事实，有现场提取的自行车、凉鞋、连衣裙、内裤和钥匙等物证，证人康某2和余某某等人证明康某1失踪和发现康某1衣物情况、证人侯某某证明上述现场提取物品系康某1生前所用之物的证言，以及尸体检验报告、现场勘查笔录和照片等证据证实。本院予以确认。原审认定原审被告人聂树斌于1994年8月5日17时许，骑自行车尾随下班的康某1，将其别倒拖至玉米地内打昏后强奸，尔后用随身携带的花上衣猛勒其颈部，致其窒息死亡。本院认为，这一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予确认。具体评判如下：一、聂树斌被抓获之时无任何证据或线索指向其与康某1被害案存在关联原审认定，石家庄市公安局郊区分局在侦破此案时，根据群众反映将聂树斌抓获。诉讼代理人提出，公安机关没有掌握聂树斌任何犯罪事实和犯罪线索，仅凭主观推断锁定其为本案犯罪嫌疑人，并对其采取强制措施；检察机关认为，聂树斌到案经过与原案缺乏直接关联，确定其为犯罪嫌疑人缺乏充足依据。对此问题，本院经审查，评判如下：1. 原审卷宗内没有群众反映聂树斌涉嫌实施本案犯罪的证据或线索。经查，离案发现场约2公里的石家庄市电化厂平房宿舍区有一个公共厕所，据公安机关出具的抓获证明记载，附近有群众反映，一名骑蓝色山地车的男青年常在附近闲转，看到有人就进厕所；破案报告记载，群众反映在电化厂平房宿舍周围有一名男青年经常出现，有流氓、盗窃行为，康某1被害案专案组遂组织人员在此蹲守。1994年9月23日18时许，聂树斌骑一蓝色山地车路过时，侦查人员认为其像群众反映的男青年而将其抓获。因此，聂树斌被抓获仅因其疑似群众反映的男青年，并非因群众反映其涉嫌实施本案犯罪。聂树斌被抓获之前，办案机关并未掌握其实施本案犯罪的任何证据或线索。2. 原审卷宗内无证据证实聂树斌系群众反映的男青年。经查，原审卷宗内仅有“群众反映”的表述，没有关于具体是何人反映的证据，也没有组织群众对聂树斌辨认的证据，更没有群众反映的那个男青年与康某1被害案存在关联的证据。综上，对诉讼代理人提出的侦查机关抓获聂树斌时并不掌握其任何犯罪事实和犯罪线索的意见，对检察机关提出的确定聂树斌为犯罪嫌疑人缺乏充足依据的意见，本院予以采纳。二、聂树斌被抓获之后前5天的讯问笔录缺失，严重影响在卷讯问笔录的完整性和真实性。从聂树斌1994年9月23日18时许被抓获，到9月28日卷内出现第一份有罪供述笔录，共有5天时间，原审卷宗内没有这5天的讯问笔录。申诉人及其代理人对此提出诸多质疑，认为缺失的笔录可能对聂树斌有利。检察机关也提出，从聂树斌到案至作出第一次有罪供述间隔5天时间，而卷内没有一份此间的讯问笔录，侦查机关没有作出合理解释。对此问题，本院经审查，评判如下：1. 聂树斌被抓获之后前5天办案机关曾对其讯问且有笔录。一是聂树斌在卷供述证明有讯问笔录。据二审期间的提讯笔录记载，审判人员当时问聂树斌，在其被抓获之后的前5天，侦查人员是否对其讯问并作了笔录，聂树斌回答，侦查人员将其带至郊区分局的当晚就审问了，其交代了强奸妇女的事，并说“记着可能作了（笔录）”。二是原办案人员证明有讯问笔录。本案复查和再审期间，经调查询问原办案人员，多人证实这5天有讯问并制作了笔录。此外，据原办案机关干警撰写并发表在1994年10月26日《石家庄日报》上的《青纱帐迷案》一文反映，聂树斌被抓获并被关进派出所后的一个星期内，办案机关一直在对其“突审”。2. 聂树斌在该5天内，既有有罪供述，也有无罪辩解。一是聂树斌在卷供述可以证实。在1994年9月28日的讯问笔录中，办案人员在聂树斌供认有罪后问道：“为什么原来不讲实话？”聂树斌答：“我想隐瞒，抱着逃避打击的心理。”9月29日聂树斌在自书的《检查》中写到：“在审问时，我心里还隐着一些侥幸心理，想隐瞒过关。”在同年12月26日送达起诉书笔录中，送达人员问聂树斌什么时候交代的犯罪事实，聂树斌答：“一开始没交代，第二天晚上交代的。”二是原办案人员可以证实。有办案人员称：“聂树斌头一天只承认了一些偷看女人解手的流氓行为，到了第二天，开始陆陆续续交代了一些犯罪事实，到了27日就彻底交代清楚了。”此外，据《青纱帐迷案》一文反映，聂树斌刚被抓获时“只承认调戏过妇女，拒不交代其他问题”，办案人员“巧妙利用攻心战术和证据，经过一个星期的突审”，聂树斌终于供述了强奸杀人的事实。3. 对原审卷宗内缺失该5天讯问笔录，原办案人员没有作出合理解释。本案复查和再审期间，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和本院均就前5天讯问笔录全部缺失的原因，询问了公安机关原办案人员，他们作了多种解释：一是聂树斌的供述断断续续，笔录不完整；二是这些笔录可能入了副卷，但由于搬家或时间长，副卷找不到了；三是当时存在对完整的讯问笔录入卷移送，不完整的讯问笔录不入卷移送的习惯做法等。全面收集、移送包括讯问笔录在内的案件证据，是1979年刑事诉讼法和1987年公安部印发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的明确要求；公安部1991年印发的《公安业务档案管理办法》对副卷的内容也有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的供述笔录不属于入副卷的材料；原办案人员在接受本院询问时也表示，当时石家庄市公安局郊区分局办理案件比较规范，即使前期嫌疑人不供述，也会把这些材料入卷。因此，聂树斌被抓获之后前5天讯问笔录没有入卷，既与当时的法律及公安机关的相关规定不符，也与原办案机关当时办案的情况不符。综上，由于上述讯问笔录缺失，导致聂树斌讯问笔录的完整性、真实性受到严重影响。对申诉人及其代理人提出聂树斌被抓获之后前5天有讯问笔录，且缺失的笔录可能对聂树斌有利的意见，对检察机关提出缺失这5天讯问笔录存在问题的意见，本院予以采纳。对申诉人及其代理人提出办案机关故意销毁、隐匿讯问笔录、制造假案的意见，因无证据证实，本院不予采纳。三、聂树斌有罪供述的真实性存疑，且不能排除指供、诱供可能原审卷宗显示，自1994年9月28日出现第一份供述至1995年4月27日被执行死刑，聂树斌共有13份供述，其中有讯问笔录11份（侦查阶段8份，审查起诉、一审、二审阶段各1份），自书《检查》1份，一审当庭供述笔录1份。申诉人及其代理人提出，这些供述不能排除系刑讯逼供、指供、诱供形成，合法性和真实性存在疑问。检察机关提出，聂树斌的有罪供述说法不一、前后矛盾，供述偷拿花上衣的情节因证人证言而变化，侦查机关讯问过程明显具有指供倾向，聂树斌供述的真实性、合法性存在疑问。对此问题，本院经审查，评判如下：1. 聂树斌对关键事实的供述前后矛盾、反复不定。关于作案时间，先后有被车间主任葛某某批评后的第二天、当天、记不清和8月5日等说法；关于偷花上衣的具体地点，先后有三轮车上、破烂堆上等说法；关于脱去被害人内裤的时间，先后有将内裤脱下后实施强奸再捡起内裤带走、将内裤脱到膝盖下面即实施强奸再将内裤脱下带走等说法；关于被害人的自行车，先后有二六型、二四型等说法。此外，关于作案动机、被害人年龄和所穿连衣裙特征等事实和情节，聂树斌的供述也前后不一。在卷供述中，聂树斌一方面始终认罪，另一方面又供不清楚作案的基本事实，特别是对关键事实的供述前后矛盾、反复不定，不合常理。2. 供证一致的真实性、可靠性存疑。聂树斌供述的作案地点、藏衣地点、尸体上的白背心、颈部的花上衣及被害人凉鞋、自行车的位置等，虽然与现场勘查笔录、尸体检验报告等内容基本一致，但由于以上事实都是先证后供，且现场勘查没有邀请见证人参与，指认、辨认工作不规范，证明力明显不足，致使本案供证一致的真实性、可靠性存在疑问。3. 不能排除指供、诱供可能。对办案机关是否存在刑讯逼供、指供、诱供等非法取证行为，经审查原审检察人员和审判人员讯问聂树斌的材料、一审开庭笔录、原审辩护人的有关证言以及原办案人员的解释，没有发现原办案人员在制作这些笔录时实施刑讯逼供的证据。但是，聂树斌曾经供述自己本来想不说，后在办案人员“劝说和帮助下说清整个过程”；聂树斌供述偷花上衣的地点存在随证而变的情形；一些笔录显示讯问内容指向明确；参与现场勘查的办案人员曾称被安排到讯问场所与聂树斌核对案发现场情况等，故不能排除存在指供、诱供的可能。综上，对申诉人及其代理人提出聂树斌有罪供述的真实性、合法性存疑，不能排除指供、诱供可能的意见，对检察机关提出的侦查机关讯问过程明显具有指供倾向的意见，本院予以采纳。对申诉人及其代理人提出侦查机关存在刑讯逼供的意见，因无证据证实，本院不予采纳。四、原审卷宗内案发之后前50天内证明被害人遇害前后情况的证人证言缺失，严重影响在案证人证言的证明力原审卷宗显示，康某1丈夫侯某某、同事余某某在康某1失踪前曾与其见面，康某1失踪后还参与寻找，余某某和康某2最先发现了康某1的衣物。但是，从1994年8月11日发现康某1尸体到同年9月底聂树斌认罪，即从案发到破案，其间50天内办案机关收集的这些重要证人的证言，无一入卷，全部缺失。卷内显示，直到1994年10月1日才出现侯某某的首次证言，10月11日和10月21日才首次出现康某1同事王某2、余某某的证言。这些本应是破案重要线索的证人证言，却出现在聂树斌认罪并破案之后。申诉人及其代理人提出，办案机关隐匿了这些对聂树斌可能有利的证据。对此问题，本院经审查，评判如下：1. 多名证人证明案发之后50天内，办案人员对其进行过询问并制作了笔录。证人余某某证实，找到康某1的尸体后，办案机关立即进驻康某1所在工厂，全面开展调查工作；1994年10月21日之前，办案人员曾多次找其取证，并作了记录。证人侯某某证实，在1994年10月1日之前，办案人员不止一次找过他，每次都有询问笔录，且明确说办案人员第一次对其询问是在其租住地孔寨村，而非首次询问笔录显示的留营派出所。2. 多名原办案人员证实案发之后即作了询问证人笔录。在本案复查和再审期间，十多名原办案人员接受询问时证实，发现康某1尸体后立即分成多个工作小组，同时展开调查摸排，有的小组专门进驻死者单位。摸排范围包括被害人单位职工、现场附近两个村庄村民以及方圆数公里范围内的外来民工等相关人员。当时对康某1亲友和同事都进行了调查询问，询问内容包括死者何时上下班、何时失踪、最后见面的是何人等等。多名原办案人员证实，对康某1亲友及同事这些重要证人的询问，肯定制作了笔录。此外，相关报道反映，案发之后办案机关即开展了大量调查摸排工作。据《青纱帐迷案》一文记述，石家庄市公安局郊区分局1994年8月11日即成立专案组，迅速展开侦破工作，办案人员“奔波于工厂、农村、居民区和田间地头认真调查访问，先后调查访问群众上千人次，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细致工作，终于获得了有价值的线索”。3. 原办案人员对案发之后前50天内相关证人证言缺失原因没有作出合理解释。本案复查和再审期间，就原审卷宗内为何没有这50天的证人证言，询问了多名原办案人员，他们作出了两种解释：一种说法是当时摸排大多用笔记本记录，破案需要的材料才会整理，不需要就不整理，没有入卷可能是这个原因造成的；另一种说法是当时的办案习惯是侦查卷宗不装订，先送给预审科去挑，没有用的预审科就剔出去，这些证人证言可能被预审科当作没有用的剔除了,入了副卷，副卷后来搬家时丢失。这些解释对于一般的摸排对象是合乎情理的，但是对于询问与本案有直接关系的证人，明显不符合常理，也不符合当时的办案规范和惯常做法。首先，侯某某、余某某是本案重要证人，对其询问应当按照当时的刑事诉讼法和公安部1987年《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规范制作笔录入卷，并随案移送。其次，侯某某、余某某等人在案发之后前50天所作的证言，是初始证言，是确定被害人遇害时间和被告人有无作案时间的重要依据，是侦破本案的重要线索。即使当时有将材料送预审科挑选的做法，对于这些重要的证人证言也不应当剔除。综上，案发之后前50天内多名重要证人证言全部缺失不合常理，且关键证人侯某某后来对与康某1最后见面时间的证言作出重大改变，直接影响对康某1死亡时间和聂树斌作案时间等基本事实的认定，导致在案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和证明力受到严重影响。原办案人员对有关证人证言缺失的原因没有作出合理解释，故对申诉人及其代理人提出的这些缺失证据对聂树斌可能有利的意见，本院予以采纳。五、聂树斌所在车间案发当月的考勤表缺失，导致认定聂树斌有无作案时间失去重要原始书证本案复查和再审期间，申诉人及其代理人提出，聂树斌所在车间有一份考勤表，该考勤表可以证明聂树斌1994年8月5日是否上班，没有考勤表就不能认定聂树斌有作案时间，认为这张对聂树斌有利的考勤表被办案机关有意隐匿。对此问题，本院经审查，评判如下：1. 有证据证明考勤表确实存在且已被公安机关调取。本案复查期间，证人葛某某证实，聂树斌出事后，办案机关找他问了聂树斌的出勤情况，并拿走了这份考勤表，他曾经让办案人员用后归还，但办案机关没有退还。本案再审期间，原办案人员也承认，当年曾对葛某某调查走访，见到并应当提取了考勤表。2. 考勤表对证明聂树斌有无作案时间具有重要证明价值。葛某某证实，考勤表记载了聂树斌所在车间员工的每日出勤情况，他当年作证时是“照着考勤表说的”聂树斌出勤情况。当时办案人员还曾问他考勤表上的“√”和“×”是什么意思，他解释说“√”表示出勤，“×”表示没有出勤。因此，考勤表是证明聂树斌1994年8月出勤情况和有无作案时间的重要原始书证。3. 原办案人员对考勤表未入卷没有作出合理解释。对于考勤表的下落，原办案人员都说记不清了，但认为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当时证明作案时间的材料要求有公章，聂树斌单位出具了盖有公章的出勤证明，该证明比考勤表更重要，所以考勤表没有入卷；另一种可能是在预审阶段被剔除出来入了副卷，后来副卷丢失了。经审查，这些解释不属于合理解释。考勤表是原始证据，更能客观、真实反映聂树斌的出勤情况，而单位出具的出勤证明是传来证据。即使在单位出具盖有公章的出勤证明后，也应当将考勤表一并入卷，以便核对传来证据和原始证据是否一致。考勤表是证明聂树斌有无作案时间的重要原始书证，根据公安部1987年《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应当认真登记、妥为保管，考勤表不入卷不符合相关规定。综上，考勤表的缺失，导致认定聂树斌有无作案时间失去原始书证支持。对申诉人及其代理人提出的考勤表系对聂树斌可能有利的证据，本院予以采纳。对申诉人及其代理人提出的原办案机关故意隐匿考勤表的意见，因无证据证实，本院不予采纳。六、原审认定的聂树斌作案时间存在重大疑问，不能确认原审认定，聂树斌于1994年8月5日将康某1强奸、杀害。申诉人提出，聂树斌根本没有作案时间；诉讼代理人提出，原审认定的作案时间事实不清。检察机关提出，聂树斌并没有供述出作案的具体日期，而其对作案时间的供述在葛某某对其进行批评后第二天和受到批评的当天之间不断变化，前后存在多次反复。对此问题，本院经审查，评判如下：1. 聂树斌的供述不能证实系1994年8月5日作案。聂树斌在卷的13次有罪供述中，共有9次供及作案时间。在侦查阶段，聂树斌对作案日期的6次供述反复不定，且始终没有供述具体的作案日期。在1994年9月28日的首次讯问笔录中，称是在8月初上班被葛某某批评后的次日作案；在9月29日书写的《检查》中，称系在被葛某某批评的当日作案；在10月1日供述中，又称是被批评的次日作案；自10月17日开始，再次改称系被葛某某批评的当日作案。自审查起诉阶段起，聂树斌的3次供述均明确称是8月5日作案。聂树斌到案初期，无法供出作案具体日期，数月之后反而能够明确、稳定供述，聂树斌为何能从记忆不清到记忆清晰，卷内没有任何解释或说明，故聂树斌关于8月5日作案的供述不足采信。2. 聂树斌被葛某某批评的日期不能确定是1994年8月5日。聂树斌供述的作案日期是被葛某某批评的当日或次日，查清聂树斌被批评的具体日期至关重要。聂树斌在侦查阶段多次供称，虽然记不清8月初上班的具体日期，但确定8月初歇了两天没去上班，第三天去上班被葛某某批评，是在被批评的当日或次日作案；葛某某证实，1994年8月3日聂树斌是上班的，4日没有上班，记不清是5日还是6日聂树斌来上班时被其批评，聂树斌一气之下离开单位;办案机关调取的出勤证明证实，8月4日至11日聂树斌未到厂上班，印证了聂树斌8月3日是上班的。因此，聂树斌所供的歇了两天没上班应当是8月4日、5日，而第三天到单位被葛某某批评则应当是8月6日。如果聂树斌是被批评的当日作案，应当是8月6日；如果是被批评的次日作案，应当是8月7日。原审认定聂树斌8月5日作案，与在案证据存在重大矛盾。3. 证人侯某某后来的证言对与被害人最后见面时间作出重大改变。原审卷宗内侯某某的两份证言均称，其妻康某1于1994年8月5日中午1点差5分离家上班，后未再见面。而在本案复查和再审期间，侯某某多次称，当年他的证言中有关与其妻最后见面的时间肯定不对，他8月5日晚上11时许还与其妻见了最后一面。经查，侯某某在原审卷宗内的两份证言分别形成于1994年10月1日、10月27日，第一份证言询问人不明，第二份证言系在预审阶段作出，此前的证言全部缺失，严重影响这两份证言的证明力。现其证言又发生重大改变，导致原审认定的聂树斌作案时间产生重大疑问。综上，原审认定聂树斌于1994年8月5日作案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对申诉人及其代理人质疑原审认定的聂树斌作案时间的意见，对检察机关提出的聂树斌关于作案时间的供述前后存在多次反复，真实性、合法性存在疑问的意见，本院予以采纳。对申诉人及其代理人提出办案机关有意隐匿考勤表的意见，因无证据证实，本院不予采纳。七、原审认定的作案工具存在重大疑问现场勘查笔录记载，在康某1尸体颈部缠绕一件短袖花上衣，原审将其认定为聂树斌故意杀人的作案工具。申诉人及其代理人提出，上述事实不能认定，该花上衣根本不存在；检察机关提出，花上衣来源不清，现场提取的花上衣与让聂树斌辨认、随案移送的花上衣是否同一存疑，聂树斌供述偷花上衣的动机不合常理，原审判决认定花上衣系作案工具存在重大疑问。对此问题，本院经审查，评判如下：1. 聂树斌供述偷取一件破旧短小的女式花上衣自穿不合常理。根据聂树斌供述及相关证人证言，聂家当时经济条件较好，聂树斌骑的是价值四百余元的山地车，月工资有几百元，并不缺吃少穿，衬衣就有多件。平时除了上班有些散漫外，无任何证据证明聂树斌此前有过偷盗等劣迹，也无任何证据表明其对女士衣物感兴趣，而涉案上衣是一件长仅61.5厘米且破口缝补的女式花上衣，显然不适合聂树斌穿着，故聂树斌所供偷拿该花上衣自穿，不合常理。2. 花上衣的来源不清。据聂树斌供述，该花上衣是其从石家庄市郊区张营村一收废品处偷取。经查，收废品人梁某的证言与聂树斌供述明显不符，聂树斌所供偷取花上衣的具体地点前后矛盾，该花上衣究竟来源何处，缺乏证据证实。一是花上衣是否系梁某所丢，没有得到梁某证言的证实。卷内仅有聂树斌供述其从张营村一收废品处偷拿了一件花上衣，但梁某称其捡垃圾、拾废品多年，捡回来的东西没有数，丢没丢也说不清楚。因此，梁某对是否有过、丢过该件花上衣不能确定。二是聂树斌所供偷取花上衣的具体地点前后不一，有多种说法，不能确定，甚至在改变了此前所供的偷衣地点并作出解释之后，再次供述又出现反复，不合常理。三是聂树斌所供偷衣地点与梁某证言存在矛盾。梁某证实其捡来的衣物均放在道边晾晒，而聂树斌多次供称是从三轮车上偷取的衣服，并在绘制的方位图上标注了“偷拿衣服处的三轮车”，二者明显不符。四是聂树斌供述存在随梁某证言改变供述内容的情形。梁某9月29日作出捡来的衣物均在道边晾晒的证言之后，聂树斌10月1日供述的偷衣地点即从三轮车上改为垃圾堆上。3. 对花上衣的辨认笔录缺乏证明力。原审卷宗中用于辨认的花上衣照片，与现场照片显示的尸体颈部的衣物存在明显差别，原办案人员事后解释称，从尸体颈部提取的花上衣因受到雨水及尸体腐液侵蚀，为方便辨认，对花上衣进行了清洗。但在卷内对此没有记载和说明，以致用于辨认的花上衣与尸体颈部的衣物是否同一存在疑问。而且，据辨认笔录记载，让聂树斌对花上衣进行辨认时，用作陪衬的3件上衣，有2件系长袖，与辨认对象差异明显，另1件虽系短袖但新旧状况不明，且辨认物均无照片附卷。辨认有失规范，辨认笔录缺乏证明力。综上，对申诉人及其代理人、检察机关提出的花上衣来源不清，将其认定为作案工具存在重大疑问的意见，本院予以采纳。但经审查现场勘查笔录及照片、尸体检验报告等在案证据，可以认定被害人尸体颈部缠绕一件短袖花上衣，故诉讼代理人提出的原始现场并不存在花上衣、该作案工具是侦查人员编造出来的物证的意见，与在案证据明显不符，本院不予采纳。八、原审认定康某1死亡时间和死亡原因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原审认定康某1于1994年8月5日17时许在下班途中被聂树斌强奸后勒颈致死。申诉人及其代理人提出，康某1遇害时间不明，原审认定康某1系窒息死亡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检察机关提出，康某1死因不具有确定性，原审判决所采信的尸体检验报告证明力不足。对此问题，本院经审查，评判如下：1. 尸体检验报告对康某1死亡时间没有作出推断。本案因案发时尸体高度腐败，法医在尸体检验时没有提取、检验康某1的胃内容物以确定死亡时间。现场勘查时，尸体及周围布满蛆虫，但法医未根据尸体蛆虫情况对死亡时间作出推断。2. 在案证言不能证实康某1死亡时间。证人余某某、王某2等人的证言仅能证实1994年8月5日下午康某1仍在厂正常上班，下班后离厂，之后再未见面，但并不能据此认定康某1于8月5日下班后即遇害身亡，不能将康某1的失踪时间认定为死亡时间。3. 尸体检验报告关于康某1死亡原因的意见不具有确定性。尸体检验报告记载“康某1符合窒息死亡”，同时记载这只是“分析意见”，不是确定的鉴定结论。对此，当年检验尸体的法医在本院再审期间解释称，检验时尸体已经高度腐败，失去了很多检验条件，无法作出明确的鉴定结论，只能作出倾向性分析意见。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两次咨询法医学专家，专家对康某1死亡原因均未作出确定性结论，只是认为死于机械性窒息的可能性较大或者是不能排除机械性窒息死亡。综上，对申诉人及其代理人提出的原审认定康某1死亡时间和原因的证据不够确实、充分的意见，对检察机关提出的康某1死亡原因不具有确定性、尸体检验报告证明力不足的意见，本院予以采纳。九、原办案程序存在明显缺陷，严重影响相关证据的证明力申诉人及其代理人提出，聂树斌被抓获后，被违法采取强制措施，所谓的监视居住实际上是非法拘禁；现场勘查违反法律规定；卷宗中存在签字造假等问题，不排除伪造或变造案卷的可能。检察机关提出，原审判决所采信的指认、辨认笔录存在重大瑕疵，不具有证明力。对此问题，本院经审查，评判如下：1. 对聂树斌监视居住违反规定。办案机关在没有掌握聂树斌任何犯罪线索的情况下就将其抓获，对其采取监视居住措施，且监视居住期间一直将其羁押于派出所内，违反了1979年刑事诉讼法及公安部1987年《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的有关规定。2. 现场勘查无见证人违反规定。本案现场勘查没有邀请见证人参与，且勘查笔录除记录人外，其他参加勘验、检查人员本人均未签名，违反了1979年刑事诉讼法、1979年《公安部刑事案件现场勘查规则》及公安部1987年《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的有关规定。3. 辨认、指认不规范。原审卷宗显示，办案机关组织聂树斌对现场提取的花上衣、自行车和康某1照片进行了辨认，对强奸杀人现场、藏匿康某1衣物现场进行了指认，并制作了5份笔录，但所有辨认、指认均无照片附卷；对现场提取的连衣裙、内裤和凉鞋，未组织混杂辨认，只是在讯问过程中向聂树斌出示；对花上衣、自行车虽然组织了混杂辨认，但陪衬物与辨认对象差异明显；对康某1照片的混杂辨认，卷内既未见康某1照片，也未见两张陪衬照片。上述问题，致使辨认、指认笔录证明力明显不足。综上，对申诉人及其代理人提出的聂树斌归案后被违法采取强制措施、现场勘查违反法律规定的意见，对检察机关提出的指认、辨认笔录不具有证明力的意见，本院予以采纳。经鉴定，原审卷宗内的送达起诉书笔录、一审宣判笔录及多份送达回证上聂树斌的签名虽系办案人员代签，但指印均为聂树斌本人所留，故对诉讼代理人提出的办案机关伪造或变造卷宗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本院认为，原审认定原审被告人聂树斌犯故意杀人罪、强奸妇女罪的主要依据是聂树斌的有罪供述，以及聂树斌的有罪供述与在案其他证据印证一致。但综观全案，本案缺乏能够锁定聂树斌作案的客观证据，聂树斌作案时间不能确认，作案工具花上衣的来源不能确认，被害人死亡时间和死亡原因不能确认；聂树斌被抓获之后前5天讯问笔录缺失，案发之后前50天内多名重要证人询问笔录缺失，重要原始书证考勤表缺失；聂树斌有罪供述的真实性、合法性存疑，有罪供述与在卷其他证据供证一致的真实性、可靠性存疑，本案是否另有他人作案存疑；原判据以定案的证据没有形成完整锁链，没有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法定证明标准，也没有达到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凿的定罪要求。原审认定聂树斌犯故意杀人罪、强奸妇女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根据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不能认定聂树斌有罪。对申诉人及其代理人、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的应当改判聂树斌无罪的意见，本院予以采纳。对申诉人及其代理人提出的王某1系本案真凶的意见，因王某1案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五条第一款、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三）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三款、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1995）冀刑一终字第129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和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1995）石刑初字第53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二、原审被告人聂树斌无罪。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胡云腾审判员　　夏道虎审判员　　虞政平审判员　　管应时审判员　　罗智勇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赵春晓法官助理   刘   志书记员      杨艳明书记员      纪微微-end-

澎湃新闻记者 庄岸 王选辉备受关注的王书金案进入死刑复核程序7年后被发回重审。据央视新闻11月9日消息，日前，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受最高人民法院委托，向被告人王书金送达了最高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裁定认为，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和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第二审裁定认定被告人王书金强奸并杀害被害人刘某某、张某甲、强奸被害人贾某某后杀害未遂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审判程序合法。在复核期间，第一审判决、第二审裁定不予认定被告人王书金涉嫌实施强奸、杀害被害人张某乙的犯罪事实出现了新证据，需要对该起犯罪进行重新审理和判决。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刑事审判专业委员会讨论决定：不核准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维持第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强奸罪判处被告人王书金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刑事裁定；撤销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第二审裁定和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发回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重新审判。张某乙被害案是哪一起案子？2013年9月，河北高院对王书金案宣判时进行了微博直播。河北高院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王书金1994年11月至1995年农历八月间，先后在广平县泊头村至杜村的路上、闫小寨村东南玉米地内、南寺郎固村东一麦秸堆旁强奸刘某某、贾某某、张某芳并杀死刘某某、张某芳、杀害贾某某未遂的事实清楚，相关证据已经由一审、二审法庭庭审举证质证，该院予以确认。河北高院发布的信息还提到，原审认定，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王书金1993年11月29日强奸、杀害被害人张某芬，虽然提供了被告人王书金供述及辨认现场笔录、现场勘查资料、尸检报告、物证检验报告及证人王某某证言和辨认笔录等证据，但是当庭所举证据中，公安部物证检验未检测出所挖尸骨的DNA序列，缺乏认定尸骨身份的客观证据；尸体检验报告亦未能确定所挖尸骨的身长、性别、死亡及掩埋时间。故虽在王书金的指领下挖出了尸骨，但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该尸骨身份就是张某芬，公诉机关指控王书金强奸杀害张某芬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予认定。对比上述央视报道和河北高院的判决，张某芬被害案，即上述出现新证据的张某乙被害案。王书金因自称是聂树斌案背后凶案的真凶备受关注。1994年8月石家庄市西郊一块玉米地里发生一起强奸杀人案，聂树斌被认定为凶手，并于次年5月被执行死刑。聂树斌死后的近十年之后，2005年1月，曾犯下多起强奸杀人案的王书金在河南落网，随即主动供述自己是石家庄西郊玉米地强奸杀人案的真凶。2007年3月王书金因犯故意杀人罪和强奸罪被判死刑。一审时，王书金主动供述的石家庄市西郊玉米地强奸杀人案未被起诉，王以此为由提出上诉。2013年6月25日王书金案二审的庭审中，该案上演了控辩双方“角色互换”的一幕：检方在庭上引用聂树斌案案卷中的证据材料力证王书金并非石家庄西郊玉米地强奸杀人案真凶，而王书金则坚称自己为真凶，并详述了自己作案时的诸多细节。2013年9月在二审判决中，河北省高院认定石家庄市西郊玉米地强奸杀人案并非王书金所为，维持了王书金的死刑判决并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2016年12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对原审被告人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妇女再审案公开宣判，宣告撤销原审判决，改判聂树斌无罪。2017年3月30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寄送国家赔偿决定书，赔偿聂树斌家属268余万元。王书金辩护律师：将去了解新的证据情况11月9日下午，王书金辩护律师朱爱民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当天下午收到了邯郸中院法官送达的最高法重审裁定，接下来会去了解下新的证据情况。朱爱民向澎湃新闻表示，具体出现了什么新的证据，他目前还不了解。但他认为，既然是新的证据，那应该是游离于当时一审、二审之外的新证据材料。本期编辑 常琛-end-

违法拆迁行政赔偿案件的审查处理违法拆迁行政赔偿案件的审查处理一、赔偿之诉的提起1.程序选择【要点提炼及应用】《国家赔偿法》第九条规定，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也可以在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第十四条规定，赔偿义务机关在规定期限内未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赔偿请求人可以自期限届满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赔偿请求人对赔偿的方式、项目、数额有异议的，或者赔偿义务机关作出不予赔偿决定的，赔偿请求人可以自赔偿义务机关作出赔偿或者不予赔偿决定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基于上述规定，实务中涉及赔偿程序选择事项主要集中于以下几点：（1）行政赔偿与行政补偿程序的选择。在行政行为被依法确认为违法并已经启动行政赔偿程序时，当事人不能重复或者交叉运用救济手段，再行寻求行政补偿。因此，在征收拆迁范围内房屋被非法强制拆除后，原有的补偿问题可依法转化为赔偿程序解决，人民法院应直接进行实体审理并就赔偿问题作出行政赔偿判决，无需另行通过征收补偿程序解决。——（2018）最高法行申8212号臧某某诉山东省济南市人民政府、济南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不履行行政补偿职责案，（2017）最高法行再97号段某某诉衡阳市石鼓区人民政府、衡阳市石鼓区城管执法局强制拆除及行政赔偿案。（2）赔偿义务机关处理与行政赔偿诉讼的衔接。在符合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要件的情况下，赔偿请求人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赔偿申请后，如赔偿义务机关存在拒收申请、作出或未作出赔偿决定等情形的，其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赔偿诉讼，通过诉讼程序对实质争议进行审查处理，而不是以赔偿义务机关的上述行为作为审查重点。这样能够避免出现行政机关多次作出、撤销行政赔偿决定的情形，防止赔偿案件久拖不决。——（2019）最高法行申1695号邱某某诉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政府行政赔偿案。（3）行政行为确认违法后，当事人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无需经赔偿义务机关先行处理。行政行为已经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确认违法，当事人再行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无需经过赔偿义务机关先行处理程序。对于国家赔偿法规定的单独提起赔偿请求和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赔偿请求的两种途径，当事人可以自由选择，当事人先提起行政诉讼，之后又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表明其没有选择向行政机关直接提出赔偿请求的途径，而是选择由人民法院解决其行政赔偿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求当事人再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赔偿请求方可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实际上剥夺了当事人赔偿程序的选择权。因此，对于已通过行政诉讼程序确认行政行为违法，后续提起的行政赔偿诉讼案件，可以视为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赔偿请求的情形予以处理。——（2020）最高法行赔申380号段某某诉辽宁省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政府行政赔偿案。（4）行政赔偿诉讼撤诉后能否就同一事项再次提起诉讼。对于当事人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后，申请撤诉或者人民法院按照撤诉处理后，原告再次起诉，人民法院应否受理，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没有明确规定。由于行政赔偿诉讼与行政诉讼在审查对象、案件处理方式等方面存在不同，行政诉讼审理的对象是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而行政赔偿诉讼审理的对象是违法行政行为是否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失以及如何赔偿的问题。因此，行政赔偿诉讼在处理具体程序问题时，不能简单适用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行政赔偿诉讼与民事（赔偿）诉讼在审查内容、裁判方式等方面具有同质性，都涉及被告对原告的赔偿问题，可参照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2016）最高法行赔申306号蚌埠市金达粮油饲料有限公司诉安徽省蚌埠市禹会区人民政府行政赔偿案。（5）能否以起诉复议机关履行法定职责的方式解决行政赔偿问题。对于以获得行政赔偿为目的的诉讼而言，国家赔偿法规定的救济方式是直接起诉赔偿机关，并不包括起诉复议机关，即不包括要求人民法院判决复议机关就赔偿机关的行政赔偿问题作出处理的情形。与起诉赔偿机关相比，起诉复议机关不仅程序更加繁琐，耗费更多的资源，而且难以直接解决赔偿问题，容易形成循环诉讼。——（2018）最高法行再128号夏某某诉威海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案。2.行政赔偿的前提【要点提炼】《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据此，当事人获得行政赔偿需要具备行政行为违法、造成了实际损害、行为与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属于直接损失等前提条件。行政赔偿领域的直接损失是因遭受违法行政行为侵害而使现有财产的必然减少或丧失，应与间接损失对应理解，这是理论和实践中的通常理解。事实上，无论是现有财产还是可得利益，只要损失的发生具有必然性，就是必然可得利益，属于直接损失。必然可得利益，是指并不依赖其他外在条件的成就，倘若无侵权行为发生，该利益则为赔偿请求人必然获得。对于不确定发生的利益，不属于直接损失。而不确定发生的利益，是指即便不存在国家赔偿案件中的侵权行为，也未必能够实现的利益。【要点应用】在（2018）最高法行赔申108号张某某因诉虞城县人民政府行政赔偿一案中，最高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张某某对果园违法拆除提出的40万元经营损失赔偿不能得到支持，原因有二：一为经营利益需要多种条件的具备方能成就，并不是不依赖其他外在条件成就的必然发生的利益，故该经营损失不是直接损失。二为张某某未提供证据证明损失事实的发生。3.行政赔偿请求【要点提炼】《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规定，提起行政诉讼，应当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八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当事人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应当有具体的损失内容和赔偿数额。当事人未能正确表达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要求其明确诉讼请求。当事人不能笼统请求予以行政赔偿，否则属于诉讼请求不明确，赔偿请求缺乏相应的事实根据。当事人未明确具体的损失内容和赔偿数额，属于诉讼请求不明确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向当事人释明，要求其列明具体损失内容、提出具体的赔偿数额。当事人在诉讼请求中包含对房屋“恢复原状”，并表示对相关损失进行评估鉴定，不宜认定为诉讼请求不明确。【要点应用】在（2019）最高法行赔申315号黄某某诉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行政赔偿一案中，最高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黄某某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并未明确具体的损失内容和赔偿数额，属于诉讼请求不明确的情形，一审法院应当向当事人释明，要求其列明具体损失内容、提出具体的赔偿数额。至于将来人民法院支持的数额，确需通过司法评估程序确定的，由人民法院自主决定，而不是由当事人在起诉时主张在诉讼过程中通过司法评估程序确定其赔偿请求的数额。一审未予释明不妥，予以指正。4.举证责任【要点提炼】《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在行政赔偿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四十七条规定，在行政赔偿案件中，对于各方主张损失的价值无法认定的，应当由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申请鉴定，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拒绝申请鉴定的，由其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据此，在行政赔偿诉讼中，一般仍应坚持“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规则，即原告应当对被诉行政行为造成损害的事实提供证据。法律规定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主要是考虑到一方面被告要对自己的过错和违法情形承担代价，另一方面，因被告的原因往往客观上导致原告无法举证或难以举证，不宜将举证责任再加之于原告。具体来说，行政违法行为是否造成损害及损害大小的举证责任，原则上由原告承担，被告则有权提供不予赔偿或者减少赔偿数额方面的证据，在原、被告无法举证或举证不充分、相关损失无法鉴定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的主张和在案证据，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生活常识等，酌情确定赔偿数额。【要点应用】在（2019）最高法行赔申991号杜某某诉福建省连江县人民政府行政赔偿一案中，最高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杜某某在违法强拆行政诉讼中并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存在相关损害的事实。连江县政府提供的证据证明，连江县政府成立的征迁指挥部与杜某某已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在房屋被强制拆除前，杜某某已经获得《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约定的相关补偿款项及宅基地安置补偿，在房屋拆除后，杜某某向洋门村委会领取了废弃物品补偿款及搬迁误工费用。即杜某某因房屋被政府实施征收已得到补偿，且亦已领取屋内物品的补偿款，连江县政府也已按照协议约定建成宅基地供其选取建房，因此，杜某某的房屋虽被违法强制拆除，但其合法权益并未因此违法行为而实际受损，故其请求赔偿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二、赔偿标准的确定把握大前提：人民法院在审理违法拆迁行政赔偿案件时，要坚持全面赔偿和公平合理的理念。首先，为体现对违法强拆行为的惩戒，对当事人的相应赔偿不应低于依法拆迁获得的补偿，要填平补齐当事人受损的财产权利，尽可能给予当事人必要、合理的照顾和安排，确保当事人获得的赔偿利益能够充分保障其安置补偿权益和实际居住权益。其次，应当综合考量当地其他被拆迁人的安置补偿情况，全面考虑违法拆迁法律法规以及当地相关政策规定的贯彻实施情况。具体来说，可根据案情需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处理：1.参照征收补偿安置方案确定赔偿标准【要点提炼】在土地、房屋征收过程中，对因违法强制拆除造成被征收人房屋等相关财产损失的，参照征收补偿标准予以行政赔偿，确保被征收人因违法强制拆除行为造成损失获得的行政赔偿，不低于行政机关合法征收拆除房屋给予被征收人的行政补偿，这一做法符合国家赔偿法关于“直接损失”补偿的基本原则，不违反法律规定。在大多数被征收人已经依据征收补偿安置方案签订补偿协议，该方案能够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可以参照该房屋征收补偿方案，确定当事人的相关损失。【要点应用】在（2019）最高法行赔申1号叶某某诉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东河区人民政府行政赔偿一案中，最高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东河区政府违反法定程序、超越法定职权，强制拆除叶某某被征收房屋的行为，已经生效判决确认违法，东河区政府应当对叶某某房屋及其他财产的直接损失予以行政赔偿。一、二审按照补偿方案规定的标准确定赔偿范围和被征收房屋及附属设施的赔偿数额，对行政程序未予考虑的果树和葡萄树予以赔偿，并对延迟支付补偿款造成的损失，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予以赔偿，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叶某某主张，应当按照国家赔偿法以东河区政府作出赔偿决定时涉案房屋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为基准确定赔偿数额，对直接损失予以赔偿。但是，叶某某并未举证证明一、二审判决的赔偿项目和数额违反法律规定，明显不足以弥补其损失，且该项主张没有法律根据。2.参考已签订的安置补偿协议确定赔偿标准【要点提炼】行政赔偿不应低于行政补偿，即不应低于当事人可获得的征收安置补偿利益。如何确定安置补偿利益，具体可考虑以下因素：（1）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2）法律法规规定的相关补偿标准；（3）本应对当事人作出的征收补偿决定；（4）其他被征收人的征收补偿决定和补偿安置协议。通过综合比对，按照“就高不就低”原则、充分救济保障原则和惩罚性赔偿原则，选择最有利于当事人的赔偿标准和赔偿方式。通常，参照适用与当事人相仿的其他被拆迁人所签订的补偿安置协议，往往对当事人更加有利。【要点应用】在（2020）鲁行终369号邓某诉菏泽市人民政府、菏泽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强制及行政赔偿一案中，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一审法院未支持邓某提出的房屋置换请求，不符合《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和国家赔偿法的立法目的，不利于充分保障邓某的拆迁安置补偿权益，予以纠正。由于邓某和前夫盛某的房屋情况基本一致，本院参照盛某与市住建局签订的房屋征收产权调换协议，对邓某所主张的产权调换请求和其他损失进行认定，以求最大限度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即，市住建局除进行货币赔偿外，还应当以与盛某相同规格标准对邓某房屋进行产权调换，满足当事人的选择权。3.参照周边类似房屋的市场价格确定赔偿标准【要点提炼】因违法强制拆除合法房屋而引发的行政赔偿案件中，考虑到房地产市场行情的变化以及对当事人居住权益的保障，确定赔偿标准时不应使赔偿请求人获得的行政赔偿低于因依法拆迁所应得到的补偿，亦不应低于赔偿时该地段类似房屋的市场价值。在不低于征收补偿标准的前提下，受损财产的价值评判可以估价时或判决时为基准。【要点应用】在（2017）鲁行终911号宋某某诉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政府行政赔偿一案中，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市南区政府强制拆除宋某某房屋的行为已经被法院生效判决确认违法，宋某某有权就违法强制拆除行为造成的直接损失获得行政赔偿，市南区政府作为赔偿义务机关应当依法履行赔偿义务。涉案房屋被违法强制拆除后，为保障当事人居住利益，宋某某获得的房屋损失赔偿数额应当按照能够购置与其原居住状况相当的商品房计算。鉴于涉案房屋周边房产价格明显上涨，应当按照本案判决时涉案房屋周边房产的市场交易价格予以赔偿。经调查，涉案房屋周边房产的市场交易价格为每平方米20000元至22000元之间，在宋某某未申请对其房屋进行价格评估的情况下，从有利于保护当事人角度出发，酌情依上限认定涉案房屋赔偿标准为每平方米22000元。遂判决市南区政府赔偿宋某某房屋损失1779668元。4.通过委托评估方式确定赔偿标准【要点提炼】评估报告是确定房屋补偿价值的核心证据。评估中如何选择评估时点，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案件争议能否得到实质化解，合法权益能否得到充分保障。人民法院在委托评估时，原则上应当以侵权行为发生时为评估时点。目前的司法实务中，出于有利于充分保障当事人合法利益之考虑，对于时间跨度长、特别是房地产市场价值波动大，当事人原产权安置权益需要通过货币化方式实现的，为最大限度保护其合法权益，房屋损失赔偿时点的确定，应当选择最能弥补当事人损失的时点。在房屋价格增长较快的情况下，以违法行政行为发生时为准，无法弥补当事人的损失。以法院委托评估时为准，更加符合公平合理的补偿原则。【要点应用】在（2015）行提字第20号易某某诉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政府房屋强拆行政赔偿一案中，最高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岳麓区政府主张依照国家赔偿法有关赔偿直接损失之精神，以2009年1月9日违法强拆行为发生时为评估时点。易某某认为，应当以2019年4月18日本院委托评估机构的日期为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条规定的“应当对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给予公平补偿”原则，应贯穿于征收与补偿的全过程，否则将影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稳定。房屋作为一种特殊的财物价格波动较大，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当事人的权益，房屋损失赔偿时点的确定，应当选择最能弥补当事人损失的时点。在房屋价格增长较快的情况下，以违法行政行为发生时为准，无法弥补当事人的损失。以法院委托评估时为准，更加符合公平合理的补偿原则，为此本案将委托评估机构评估的2019年4月18日作为评估时点。再审期间，本院依法委托华运评估公司对房屋损失进行评估。对于涉案房屋的房地产市场价值，华运评估公司按照不同评估时点，出具了两份评估报告（⒈第1105号评估报告：评估时点为委托评估的2019年4月18日，市场价值为139.68万元；⒉第1106号评估报告：评估时点为提审立案的2015年6月25日，市场价值为102.84万元）。最终采纳2019年4月18日为时点的评估报告更有利于保障当事人的基本生存权利，确保其得到公平合理的产权保护。5.通过走访询价方式确定赔偿标准【要点提炼】在无法通过委托评估方式确定被拆除房屋价值时，人民法院通过走访询价，参考估价时同区位房屋的市场价格对当事人房屋赔偿数额予以酌定，并不违反法律规定，符合房屋征收补偿时市场价格补偿的基本原则。【要点应用】在（2019）最高法行申5307号杨某某诉沈河区拆迁局、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政府行政强制一案中，最高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沈河区拆迁局未经法定程序强制拆除杨某某房屋的行为违法，依法应当进行赔偿。为体现对违法拆除行为的惩戒，有效维护被强拆人的合法权益，其赔偿不应低于因依法征收所应得到的补偿，即不应低于赔偿时改建或者就近地段类似房屋的市场价值。由于案涉房屋被拆除，一审法院两次委托相关评估机构评估，均被退回，致使案涉房屋无法通过评估的方式确定价值。一审法院通过走访询价，参考估价时同区位房屋的市场价格对案涉房屋赔偿数额予以酌定，并未违反法律规定，符合房屋征收补偿时市场价格补偿的基本原则。三、赔偿范围和赔偿数额的确定把握大前提：《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国家赔偿以支付赔偿金为主要方式。能够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的，予以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第三十六条第三、四项规定，应当返还的财产损坏的，能够恢复原状的恢复原状，不能恢复原状的，按照损害程度给付相应的赔偿金；应当返还的财产灭失的，给付相应的赔偿金。据此，在违法拆迁行政赔偿案件中，被拆除房屋已无法恢复原状，依法应当判令支付赔偿金，不能让当事人获得的赔偿数额低于依法征收可能获得的补偿数额。同时，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国家赔偿制度在维护和救济因受到公权力不法侵害的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方面的功能与作用，对《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关于赔偿损失范围之“直接损失”的理解，不仅包括赔偿请求人因违法拆除行为造成的直接财产损失，还应包括其作为被征收人所可能享有的全部房屋征收安置补偿权益，如产权调换安置房、过渡费、搬家费、奖励费以及对动产造成的直接损失等，如此才符合国家赔偿法的立法精神。具体来说，违法拆迁损失赔偿主要涉及以下内容：1.被拆除房屋损失赔偿【要点提炼】首先，关于赔偿方式的选择。如果被拆除房屋依法进行征收与拆除，当事人既可以选择按征收决定公告之日的市场评估价进行货币补偿，也有权要求在改建地段或者就近地段选择类似房屋予以产权调换。因此，为确保当事人获得及时、公平、公正的救济，对赔偿被拆除房屋损失时，赋予当事人既可以选择货币赔偿，也可以选择房屋安置的权利，最大限度地保障了当事人可获得的赔偿利益，符合国家赔偿法的立法精神。其次，关于赔偿数额的确定。赔偿数额由赔偿标准决定，而选择何种赔偿标准可以根据上述赔偿标准的确定方式具体把握。总之，赔偿数额要以被征收房屋的价值为底限，确保当事人能够获得与之前相当的房屋、与其他被拆迁人相当的房屋，满足其实际居住利益，保障其居住条件不降低、有改善，维护政策的连续性和社会的稳定性。需要注意的是，被拆除房屋不仅包括有证房屋，还包括很多无证房屋。对于无证房屋的处理，行政机关应当依法进行调查、认定和处理，而不是与违章建筑一概论之。当无证房屋遭遇违法强拆时，人民法院应当综合考虑当时立法状况、房屋建设时间和动机、房屋来源和使用现状、当事人居住利益等因素确定是否赔偿。【要点应用】在（2018）鲁行终652号路某某诉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政府行政赔偿一案中，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为行政赔偿案件，东昌府区政府应当以支付赔偿金为主要方式。同时，为确保当事人获得及时、公平、公正的救济，一审法院认为东昌府区政府不能剥夺路某某选择安置住房的权利，并以判决的方式赋予路某某既可以选择货币赔偿，也可以选择房屋安置的权利，最大限度地保障了当事人获得国家赔偿的权益。在认定房屋损失数额时，一审法院认为因东昌府区政府征收决定公告时间与实际赔偿时间相隔过长，市场行情发生了很大变化，如果以征收决定公告时的市场价格予以赔偿，该赔偿标准显然对被征收人是不公平的，故一审法院在依职权委托评估时要求评估机构按照该委托时点对谷庄片区新建商品（住宅）楼房的平均市场价格予以评估，体现了公平原则和充分赔偿的原则。因此，对于涉案房屋损失赔偿，一审法院判决，如果路某某选择货币赔偿，东昌区政府应按评估价格每平方米7755元的标准向其支付房屋赔偿金1774111.35元；如果路某某选择安置住房，东昌府区政府应向其提供与被拆除房屋区位、用途、面积相同或近似的房屋，并无不当。2.室内动产损失赔偿【要点提炼】因行政机关违反正当程序，不依法公证或者依法制作物品清单，致使当事人难以履行举证责任，行政机关也无法举证证明实际损失金额的，人民法院可在当事人就损失金额提供证据初步证明其主张的情况下，依法作出认定。当事人的室内物品因违法强拆灭失，在双方均对室内物品无法提供证据予以证明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可根据当事人提供的现场照片、物品损失清单，结合日常生活经验，考虑物品折旧等因素，对当事人的赔偿请求合情合理进行酌定处理。关于非日常生活用品的大额财物损失、机械设备损失等，当事人应当提供有说服力的证据，以证明这些财物在拆除现场客观存在以及各自的具体价值，否则法院缺乏酌定的基础依据。【要点应用】（2017）最高法行申3860号赵某某诉济南市长清区人民政府行政强制及行政赔偿一案中，最高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赵某某因违法拆迁造成的有关沙发、茶几等6.6万元的赔偿主张，属于合理的日常生活用品，其在原审期间已经向法院作了必要陈述；而长清区政府作为经法院认定的违法强拆主体，在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涉案房屋内实际物品状况的情况下，如果对赵某某所主张的这部分合理的日常生活用品损失不予认可，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一、二审法院结合当事人主张、在案证据以及运用生活经验、生活常识等酌情判令长清区政府赔偿6.6万元损失，并无不当。至于赵某某另外要求赔偿的300万元珍宝龙珠、观世音画像损失，属于非日常生活用品的大宗财物，其应当提供有说服力的证据证明这些大宗财物在拆除现场客观存在以及各自具体价值，否则人民法院无酌定之基础依据。而赵某某在原审期间所提交的证据亦不足以证明其所主张的300万元大宗财物之存在，该财物的损失与被诉强拆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更无从谈起。因此，原审法院判决驳回其相关诉讼请求，同时指出待证据充足后其可另行主张，可视作保留其后续依法寻求救济之权利，并无不当。3.停产停业损失赔偿【要点提炼】经营性用房遭遇违法强拆，往往会产生停产停业损失。停产停业损失只是补偿因征收给被拆迁人经营造成的临时性经营困难，具有过渡费用性质，因而只能计算适当期间或者按照房屋补偿金额的适当比例计付。被拆迁人在征收或者侵权行为发生后的适当期间，也应当及时寻找合适地址重新经营，不能将因自身原因未开展经营的损失，全部由行政机关来承担。对于停产停业损失的赔偿，一般参照补偿标准确定。各地对停产停业损失规定的补偿标准并不一致，大多要求具备被征收房屋属于非住宅的合法建筑、有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办理税务登记并具有纳税凭证等条件。【要点应用】在（2017）最高法行再101号许某某诉金华市婺城区政府行政赔偿一案中，最高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许某某主张因为房屋被拆除导致其停业，要求赔偿停产停业至今的损失每月2万元。《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对因征收房屋造成停产停业损失的补偿，根据房屋被征收前的效益、停产停业期限等因素确定。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浙江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征收非住宅房屋造成停产停业损失的，应当根据房屋被征收前的效益、停产停业期限等因素给予补偿。补偿的标准不低于被征收房屋价值的百分之五，具体标准由设区的市、县（市）人民政府规定。《金华市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意见（试行）》第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征收非住宅房屋造成停产停业损失的，按被征收房屋价值的百分之五计算。如果许某某提供的营业执照、纳税证明等证据，能够证明其符合上述规定所确定的经营用房（非住宅房屋）条件，则婺城区政府应当依据上述规定，合理确定停产停业损失的金额并予以赔偿。但由于征收过程中的停产停业损失，只是补偿因征收给房屋所有权人经营造成的临时性经营困难，具有过渡费用性质，因而只能计算适当期间或者按照房屋补偿金额的适当比例计付。同时，房屋所有权人在征收或者侵权行为发生后的适当期间，也应当及时寻找合适地址重新经营，不能将因自身原因未开展经营的损失，全部由行政机关来承担。因此，许某某主张按每月停产停业损失2万元标准赔偿至房屋恢复原状时的再审请求，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4.装修装饰费、搬迁费、过渡费损失赔偿【要点提炼】过渡费一般是对房屋被征收人于产权调换房屋或者安置房屋交付前的特定过渡期限内，因另寻住房搬迁所产生的损失或者增加费用的补偿。即便对被征收人不存在产权调换房屋或者安置房屋的问题，但行政机关违法强拆房屋，必然导致被征收人在接受赔偿之前，临时另寻住房，并承担相关搬迁及临时安置费用。对于装修装饰费、搬迁费、过渡费的赔偿，征收补偿安置方案对此已经予以明确，赔偿可以参照执行。但是，相关标准不应低于各地确定的统一标准，当数额过低侵害当事人的正当利益时，应当按照“就高不就低”的原则依法赔偿。【要点应用】在（2018）最高法行申4856号孙某某诉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政府行政赔偿一案中，最高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虽不存在产权调换房屋或者安置房屋的问题，但因中原区政府在未与再审申请人签订安置补偿协议的情况下，违法将涉案房屋强行拆除，该行为必然导致再审申请人在接受赔偿之前，临时另寻住房，并承担相关费用。因此，该项费用损失系中原区政府的违法拆除行为直接导致的，应当由中原区政府予以赔偿。原审法院对再审申请人关于过渡费的赔偿请求不予支持，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中原区西岗村（一、二组）、大厨房（汽配大世界）拆迁补偿安置办法》第五条第一项规定：“搬迁补助费的发放：在拆迁范围内的村（居）民以户为单位，对其搬迁补助及由于搬迁造成固定电话、互联网、管道燃气、暖气、有线电视、水表、电表、空调等固定设备的拆装、房屋装修装饰等费用，按每户5000元的标准一次性包干发放。”原审法院参照该规范标准，判定中原区政府应当赔偿再审申请人包括搬迁补助、固定设备拆装费及房屋装修装饰费用共计5000元，亦无不当。5.租金损失赔偿【要点提炼】房屋租金损失属于“期待利益”，一般不予赔偿。但是，有些情形需要注意，因征收导致租房合同被解除而产生的租金损失，系当事人通过依法签订租房合同完全可以取得的确定的、客观的利益，本可通过合同实际履行得以实现，此种情形不同于房屋空置的情况下主张房屋出租后收益的“期待利益”的情形。由于行政机关长期未履行拆迁职责，导致房屋一直处于待拆除的状态，且当事人无法正常使用房屋。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法律规定和案件实际情况，判令行政机关按租金损失进行赔偿。对此，要注意区分相关停产停业损失中是否已包含该租金损失。【要点应用】在（2016）最高法行申4118号崔某某诉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政府行政赔偿一案中，最高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崔某某于2013年9月25日与案外人贾某某签订了《出租房屋合同书》，租期五年，约定租金为每年29万元整，并预收租金2万元。新城区政府于同年11月17日向崔某某发出《房屋征收通知》，要求接到通知后，对于前期出租的房屋，尽快解除租赁合同。11月23日崔某某和承租人贾某某解除了上述租赁合同，并退还承租人租金2万元，崔某某主张，其提起本案一审时涉案房屋仍未被征收，应赔偿其依据合同应享有的自2013年11月25日至2015年11月24日的租金58万元。就本案而言，被诉《房屋征收通知》张贴数年后涉案土地方进入征收程序，确实给当事人造成了事实的侵害。本案涉及的相关利益系崔某某通过依法签订租房合同完全可以取得的确定的、客观的利益，本可通过合同实际履行得以实现，此种情形不同于房屋空置的情况下主张房屋出租后收益的“期待利益”的情形，所谓“期待利益”是指该利益在是否能够取得、能够取得多少方面均存在不确定性。原审判决认为合同约定的收益不属于实际损失存在适用法律、法规确有错误的情形。6.搬迁奖励损失赔偿【要点提炼】根据征收安置补偿方案的规定，原则上，享受搬迁奖励的条件为及时签订补偿协议并在规定时日内主动搬迁。当事人未签约导致房屋被拆除，一般难以享受搬迁奖励。但是，对于某些情形，需要结合行政机关违法行为类型与违法情节轻重，综合协调适用国家赔偿法及征补条例，依法合理确定赔偿项目及数额，以确保当事人所得赔偿不应低于其依照征收补偿方案的可得数额。为避免出现行政机关实施了违法强制拆除行为却降低了征收成本的不合理结果，人民法院参照涉案征收安置补偿方案，增加搬迁奖励金，有利于全面赔偿当事人损失，引导行政机关依法实施征收行为。【要点应用】在（2020）最高法行申4462号覃某某诉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雁山区人民政府强制拆除房屋及行政赔偿一案中，最高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雁山区政府与案涉楼房大部分业主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后，又将该楼鉴定为危房并以此为由组织强制拆除，违反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程序规定，侵犯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故应当结合行政机关违法行为类型与违法情节轻重，综合协调适用国家赔偿法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依法合理确定赔偿项目及数额，以确保当事人所得赔偿不应低于其依照征收补偿方案的可得数额。为避免出现行政机关实施了违法强制拆除行为却降低了征收成本的不合理结果，二审法院参照《桂林市321国道扩建工程雁山段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安置补偿方案》，在一审判决赔偿房屋损失基础上增加15%的搬迁奖励金，改判赔偿总额为623373.9元及利息，有利于全面赔偿覃某某损失，引导行政机关依法实施征收行为，本院予以支持。雁山区政府主张的再审事由不能成立，不应予以支持。7.精神抚慰金、交通费、误工费、律师费等损失赔偿【要点提炼】《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三十五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侵犯公民人身权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精神损害抚慰金支付的前提是致人精神损害并造成严重后果。在目前的国家赔偿制度中，精神损害赔偿限于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实施了《国家赔偿法》第三条及第十七条列举的行为。对于交通费、误工费、律师费等损失，因不属于强拆行为造成的直接损失，一般不予赔偿。【要点应用】在（2019）最高法行申2270号高某某诉辽宁省抚顺市新抚区人民政府、辽宁省抚顺市新抚区房屋征收与补偿管理办公室行政赔偿一案中，最高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关于高某某主张的人身权、健康权损害医疗费、误工费、精神损失费的赔偿问题，高某某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所受伤害是新抚区政府强制拆迁行为所致，且《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三十五条规定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侵犯公民人身权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前提是致人精神损害并造成严重后果。在目前的国家赔偿制度中，精神损害赔偿限于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实施了《国家赔偿法》第三条及第十七条列举的行为。故，一、二审法院未支持高某某的该项主张，均无不当。关于高某某赔偿误工费、交通费和材料费的主张，该项费用并不属于新抚区政府强制拆除行为导致的直接损失，一、二审法院未支持该主张，亦无不当。四、裁判方式的选择【要点提炼】人民法院要尽量直接判决具体赔偿内容，避免判决作出赔偿决定。《行政诉讼法》第一条规定，为保证人民法院公正、及时审理行政案件，解决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根据宪法，制定本法。据此，行政案件审理应当以实质性化解纠纷为宗旨，及时解决行政争议，减少当事人诉累。《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第九条第二款规定，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也可以在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赔偿请求人对于通过何种方式获得赔偿具有选择权，既可以选择由赔偿义务机关先行处理，也可以在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赔偿请求人先提起行政诉讼，之后再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就是选择通过司法途径解决其赔偿问题。基于司法最终原则，人民法院对赔偿之诉应当依法受理并作出明确而具体的赔偿判决，保护赔偿请求人的合法权益，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在当事人已经依照前述程序提出明确的赔偿请求、已经进入司法程序的情况下，人民法院不应再判决由赔偿义务机关先行作出赔偿决定，使赔偿争议又回到行政途径。人民法院直接判决赔偿更有利于公平、公正解决问题，避免行政机关对赔偿问题不予处理、拖延处理或者作出不合理的赔偿决定，最后当事人仍然需要通过司法裁判寻求救济，增加当事人的诉累。具体到赔偿的数额，为确保当事人获得及时、公平、公正的救济，在行政机关违法强制拆除当事人房屋，难以对房屋及其他损失进行鉴定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原告提出的行政赔偿诉讼请求，结合案件具体情况，参照征收补偿方案确定的征收补偿标准，全面、充分考虑当事人的各项损失，确定损失数额，直接判决行政机关对房屋及其他人身、财产损失一并予以行政赔偿，法院在判令赔偿时的标准至少不应低于补偿标准。【要点应用】在（2019）最高法行申7493号魏某某诉枣庄市薛城区人民政府行政赔偿一案中，最高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薛城区政府拆除涉案房屋的行为已被在先的生效行政判决确认违法，魏某某诉请判令薛城区政府赔偿因违法拆除造成的相应损失，依法有据。对此，一审判令薛城区政府赔偿魏某某各项损失。二审认为魏某某所主张的涉案房屋以及附属物、搬迁补助费、临时安置补助费等损失均应纳入行政赔偿范围，可采用支付赔偿金或者提供拆迁安置房等方式保障被拆迁人居住权益和补偿权益，应当秉持全面赔偿和公平合理的原则等观点，论述详尽，依法有据，予以认可。但是，二审认为“有关赔偿事项和赔偿数额问题仍需要薛城区政府进一步审查核实”，并判决撤销一审行政赔偿判决，责令薛城区政府对魏某某依法予以全面赔偿，有违司法最终原则，裁判方式明显不当。二审关于薛城区政府在协调化解不成时应及时作出赔偿决定，魏某某可依法寻求司法救济的指引，无法减少当事人诉累、节约国家司法和行政资源。二审判决方式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二审法院应按照拆迁补偿安置政策并结合本案实际情况确定合理的赔偿数额，及时作出赔偿判决。本文由山东高院王海燕、温贵能整理编写文章来源：“ 新时代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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