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2019〕297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发布第24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现将吕金奎等79人诉山海关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海上污染损害责任纠纷案等十三个案例（指导案例127-139号），作为第24批指导性案例发布，供在审判类似案件时参照。                                  最高人民法院                                2019年12月26日指导案例127号吕金奎等79人诉山海关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海上污染损害责任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19年12月26日发布）关键词  民事/海上污染损害责任/污染物排放标准裁判要点根据海洋环境保护法等有关规定，海洋环境污染中的“污染物”不限于国家或者地方环境标准明确列举的物质。污染者向海水水域排放未纳入国家或者地方环境标准的含有铁物质等成分的污水，造成渔业生产者养殖物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环境侵权责任。相关法条1.《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65条、第66条2.《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2017年修正）第94条第1项（本案适用的是2013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5条第1项）基本案情2010年8月2日上午，秦皇岛山海关老龙头东海域海水出现异常。当日11时30分，秦皇岛市环境保护局接到举报，安排环境监察、监测人员，协同秦皇岛市山海关区渤海乡副书记、纪委书记等相关人员到达现场，对海岸情况进行巡查。根据现场巡查情况，海水呈红褐色、浑浊。秦皇岛市环境保护局的工作人员同时对海水进行取样监测，并于8月3日作出《监测报告》对海水水质进行分析，分析结果显示海水pH值8.28、悬浮物24mg／L、石油类0.082mg／L、化学需氧量2.4mg／L、亚硝酸盐氮0.032mg／L、氨氮0.018mg／L、硝酸盐氮0.223mg／L、无机氮0.273mg／L、活性磷酸盐0.006mg／L、铁13.1mg／L。大连海事大学海事司法鉴定中心（以下简称司法鉴定中心）接受法院委托，就涉案海域污染状况以及污染造成的养殖损失等问题进行鉴定。《鉴定意见》的主要内容：（一）关于海域污染鉴定。1、鉴定人采取卫星遥感技术，选取NOAA卫星2010年8月2日北京时间5时44分和9时51分两幅图像，其中5时44分图像显示山海关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山船重工公司）附近海域存在一片污染海水异常区，面积约5平方千米；9时51分图像显示距山船重工公司以南约4千米海域存在污染海水异常区，面积约10平方千米。2、对污染源进行分析，通过排除赤潮、大面积的海洋溢油等污染事故，确定卫星图像上污染海水异常区应由大型企业污水排放或泄漏引起。根据山船重工公司系山海关老龙头附近临海唯一大型企业，修造船舶会产生大量污水，船坞刨锈污水中铁含量很高，一旦泄漏将严重污染附近海域，推测出污染海水源地系山船重工公司，泄漏时间约在2010年8月2日北京时间00时至04时之间。3、对养殖区受污染海水进行分析，确定了王丽荣等21人的养殖区地理坐标，并将上述当事人的养殖区地理坐标和污染水域的地理坐标一起显示在电子海图上，得出污染水域覆盖了全部养殖区的结论。（二）关于养殖损失分析。鉴定人对水质环境进行评价，得出涉案海域水质中悬浮物、铁及石油类含量较高，已远远超过《渔业水质标准》和《海水水质标准》，污染最严重的因子为铁，对渔业和养殖水域危害程度较大。同时，确定吕金国等人存在养殖损失。山船重工公司对《鉴定意见》养殖损失部分发表质证意见，主要内容为认定海水存在铁含量超标的污染无任何事实根据和鉴定依据。1、鉴定人评价养殖区水质环境的唯一依据是秦皇岛市环境保护局出具的《监测报告》，而该报告在格式和内容上均不符合《海洋监测规范》的要求，分析铁含量所采用的标准是针对地面水、地下水及工业废水的规定，《监测报告》对污染事实无任何证明力；2、《鉴定意见》采用的《渔业水质标准》和《海水水质标准》中，不存在对海水中铁含量的规定和限制，故铁含量不是判断海洋渔业水质标准的指标。即使铁含量是指标之一，其达到多少才能构成污染损害，亦无相关标准。又查明，《鉴定意见》鉴定人之一在法院审理期间提交《分析报告》，主要内容：（一）介绍分析方法。（二）对涉案海域污水污染事故进行分析。1、对山海关老龙头海域卫星图像分析和解译。2、污染海水漂移扩散分析。3、污染源分析。因卫星图像上污染海水异常区灰度值比周围海水稍低，故排除海洋赤潮可能；因山海关老龙头海域无油井平台，且8月2日前后未发生大型船舶碰撞、触礁搁浅事故，故排除海洋溢油可能。据此，推测污染海水区应由大型企业污水排放或泄漏引起，山船重工公司为山海关老龙头附近临海唯一大型企业，修造船舶会产生大量污水，船坞刨锈污水中铁含量较高，向外泄漏将造成附近海域严重污染。4、养殖区受污染海水分析。将养殖区地理坐标和污染水域地理坐标一起显示在电子海图上，得出污染水域覆盖全部养殖区的结论。吕金奎等79人诉至法院，以山船重工公司排放的大量红色污水造成扇贝大量死亡，使其受到重大经济损失为由，请求判令山船重工公司赔偿。裁判结果天津海事法院于2013年12月9日作出（2011）津海法事初字第115号民事判决：一、驳回原告吕金奎等50人的诉讼请求；二、驳回原告吕金国等29人的诉讼请求。宣判后，吕金奎等79人提出上诉。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1月11日作出（2014）津高民四终字第22号民事判决：一、撤销天津海事法院(2011)津海法事初字第115号民事判决；二、山海关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王丽荣等21人养殖损失共计1377696元；三、驳回吕金奎等79人的其他诉讼请求。裁判理由法院生效裁判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因污染环境发生纠纷，污染者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吕金奎等79人应当就山船重工公司实施了污染行为、该行为使自己受到了损害之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并提交污染行为和损害之间可能存在因果关系的初步证据；山船重工公司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关于山船重工公司是否实施污染行为。吕金奎等79人为证明污染事实发生，提交了《鉴定意见》《分析报告》《监测报告》以及秦皇岛市环境保护局出具的函件等予以证明。关于上述证据对涉案污染事实的证明力，原审法院依据吕金奎等79人的申请委托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该司法鉴定中心业务范围包含海事类司法鉴定，三位鉴定人均具有相应的鉴定资质，对鉴定单位和鉴定人的资质予以确认。而且，《分析报告》能够与秦皇岛市山海关区在《询问笔录》中的陈述以及秦皇岛市环境保护局出具的函件相互佐证，上述证据可以证实秦皇岛山海关老龙头海域在2010年8月2日发生污染的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规定：“海洋环境污染损害，是指直接或者间接地把物质或者能量引入海洋环境，产生损害海洋生物资源、危害人体健康、妨害渔业和海上其他合法活动、损害海水使用素质和减损环境质量等有害影响。”《鉴定意见》根据污染海水异常区灰度值比周围海水稍低的现象，排除海洋赤潮的可能；通过山海关老龙头海域无油井平台以及2010年8月2日未发生大型船舶碰撞、触礁搁浅等事实，排除海洋溢油的可能；进而，根据《监测报告》中海水呈红褐色、浑浊，铁含量为13.1mg／L的监测结果，得出涉案污染事故系严重污水排放或泄漏导致的推论。同时，根据山船重工公司为山海关老龙头附近临海唯一大型企业以及公司的主营业务为船舶修造的事实，得出污染系山船重工公司在修造大型船舶过程中泄漏含铁量较高的刨锈污水导致的结论。山船重工公司虽不认可《鉴定意见》的上述结论，但未能提出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和理由，故对《鉴定意见》中关于污染源分析部分的证明力予以确认，并据此认定山船重工公司实施了向海水中泄漏含铁量较高污水的污染行为。关于吕金奎等79人是否受到损害。《鉴定意见》中海域污染鉴定部分在确定了王丽荣等21人养殖区域的基础上，进一步通过将养殖区地理坐标与污染海水区地理坐标一起显示在电子海图上的方式，得出污染海水区全部覆盖养殖区的结论。据此，认定王丽荣等21人从事养殖且养殖区域受到了污染。关于污染行为和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王丽荣等21人在完成上述证明责任的基础上，还应提交证明污染行为和损害之间可能存在因果关系的初步证据。《鉴定意见》对山海关老龙头海域水质进行分析，其依据秦皇岛市环境保护局出具的《监测报告》将该海域水质评价为悬浮物、铁物质及石油含量较高，污染最严重的因子为铁，对渔业和养殖水域危害程度较大。至此，王丽荣等21人已完成海上污染损害赔偿纠纷案件的证明责任。山船重工公司主张其非侵权行为人，应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山船重工公司主张因《鉴定意见》采用的评价标准中不存在对海水中铁含量的规定和限制，故铁不是评价海水水质的标准；且即使铁含量是标准之一，其达到多少才能构成污染损害亦无相关指标。对此，人民法院认为：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明确规定，只要行为人将物质或者能量引入海洋造成损害，即视为污染；《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亦未将环境污染责任限定为排污超过国家标准或者地方标准。故，无论国家或地方标准中是否规定了某类物质的排放控制要求，或排污是否符合国家或地方规定的标准，只要能够确定污染行为造成环境损害，行为人就须承担赔偿责任。第二，我国现行有效评价海水水质的《渔业水质标准》和《海水水质标准》实施后长期未进行修订，其中列举的项目已不足以涵盖当今可能造成污染的全部物质。据此，《渔业水质标准》和《海水水质标准》并非判断某类物质是否造成污染损害的唯一依据。第三，秦皇岛市环境保护局亦在《秦皇岛市环保局复核意见》中表示，因国家对海水中铁物质含量未明确规定污染物排放标准，故是否影响海水养殖需相关部门专家进一步论证。本案中，出具《鉴定意见》的鉴定人具备海洋污染鉴定的专业知识，其通过对相关背景资料进行分析判断，作出涉案海域水质中铁物质对渔业和养殖水域危害程度较大的评价，具有科学性，应当作为认定涉案海域被铁物质污染的依据。（生效裁判审判人员：耿小宁、唐娜、李善川）-END-

被行政处罚的行为并非必然构成民事侵权。证券虚假陈述行为是否构成民事侵权仍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并结合侵权责任构成要件依法进行审查。审查的核心是重大事件未披露是否足以影响投资者的投资决策，足以影响市场交易价格。【裁判要旨】证券虚假陈述行为的行政责任与民事责任的认定原则不同，上市公司因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行政处罚后，人民法院仍应对其是否构成证券民事侵权进行审查，审查的重点是未披露信息的行为是否足以影响投资者的投资决策和市场交易价格。交易及损失因果关系一般应采用推定认定原则，但被告有证据证明投资者损失的形成存在其他致损因素，且该因素对股价的波动具有相当的影响程度的，应当认定该非虚假陈述原因导致的损失不属于赔偿责任范围。实施日至揭露日期间存在多笔买入卖出交易的，自第一笔有效买入后，以移动加权平均法计算买入均价能够更为客观地反映实际投资成本。证券市场系统风险的扣除可以根据每个投资者的持股期间和交易记录，将同期个股跌幅均值与大盘、行业指数的跌幅同步对比，用相对比例方法精细化地确定市场风险对每个投资者损失的影响程度。【基本案情】被告甲公司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2017年5月5日，中国证监会[2017]4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被告甲公司及其他相关责任人作出行政处罚，认为甲公司未按照规定披露关联交易，甲公司等具有信息披露违法行为。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甲公司与其28家经销商因受母公司控制而存在关联关系。2004年至2015年6月30日，甲公司及并表子公司同各经销商之间发生关联交易金额分别为43亿余元、53亿余元、51亿余元、53亿余元、40亿余元、43亿余元、43亿余元、31亿余元、24亿余元、22亿余元、17亿余元、6亿余元，占上一年度经审计净资产比例分别为295%、325%、288%、294%、150%、153%、150%、76%、58%、51%、41%、17%。甲公司在各期年报及2015年半年报中未依法披露与经销商的重大关联交易事项。原告投资者据此起诉被告甲公司赔偿投资差额损失以及税费损失，具体金额是卢某索赔12,986元，杨某索赔23,990元，蔡某索赔83,667元，潘某索赔297,072元。原被告关于本案虚假陈述的实施日、揭露日的认定意见一致，双方在虚假陈述行为重大性认定、因果关系是否存在、损失计算方法和是否需要扣除证券市场系统风险等其他因素影响等问题上存在较大争议。【裁判结果】上海金融法院于2019年5月5日作出（2018）沪74民初330号民事判决：一、被告甲公司应向原告卢某支付赔偿款人民币6,024.45元；二、被告甲公司应向原告杨某支付赔偿款人民币12,389.41元；三、被告甲公司应向原告蔡某支付赔偿款人民币64,154.44元；四、被告甲公司应向原告潘某支付赔偿款人民币184,968.2元。一审判决后，甲公司提出上诉。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7日作出（2019）沪民终263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裁判理由】法院认为，在行政处罚前置程序下，虽然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已受到行政处罚，但行政责任与民事责任构成要件不同，审查标准也存在差异，因此，被行政处罚的行为并非必然构成民事侵权。证券虚假陈述行为是否构成民事侵权仍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虚假陈述司法解释》），并结合侵权责任构成要件依法进行审查。认定证券虚假陈述侵权责任并不以上市公司在实施行为时存在欺诈、诱导等主观故意为必要条件，审查的核心在于未披露的信息是否足以影响投资者的投资决策或市场交易价格，即如果该信息的披露将会实质性地影响投资者的交易决策或市场交易价格，那么该未披露信息的行为构成《虚假陈述司法解释》规定的虚假陈述侵权行为。本案中被告甲公司长达十年未披露金额巨大的关联交易信息，客观上剥夺了投资者对公司经营业绩分析判断的机会，无法消除投资者对公司财务数据失真的顾虑。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可能对股票价格产生影响，并足以影响投资者的决策判断，因此认定甲公司的信息披露违规行为构成证券虚假陈述侵权行为。在交易因果关系认定上，投资者买入被告公司股票可能出于多种原因，客观上无法区分原告投资者买入股票的具体动机是基于对虚假陈述的信赖，还是基于对市场行情的判断，亦或是对公司其他经营情况的综合考量。但无论如何，在此期间上市公司年度报告对其经营业绩的披露始终是影响投资者决策的重大因素。因此本案中仍应适用《虚假陈述司法解释》确立的推定因果关系，认定在实施日到揭露日期间买入并一直持有该公司股票的投资行为与虚假陈述行为之间存在交易因果关系。在损失因果关系认定上，虚假陈述行为的责任人仅对因虚假陈述行为造成的投资者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被告有证据证明投资者损失的形成存在其他致损因素，这些因素对股价的波动具有相当的影响程度，且与虚假陈述行为无关的，应当认定该些因素导致的损失不属于虚假陈述行为人的赔偿责任范围。本案中，被告甲公司已举证证明本案实施日到基准日期间A股市场出现整体的剧烈波动的情况，个股和大盘指数、行业指数、板块指数呈现同步下跌的走势。投资者因受此影响所造成的损失部分，应认定与虚假陈述行为没有因果关系，具体的影响比例应根据专业分析核定扣除。法院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对投资者具体损失金额进行核定。在计算方法选取上，法院认为实际成本法扣除或叠加了投资者在揭露日前卖出股票的盈利或亏损，实践中往往会计算出畸高或畸低的买入均价，有失公平合理；先进先出法可能导致买入均价仅由接近揭露日的证券买入价格所决定，并不符合立法本意。第一笔有效买入后的移动加权平均法既符合《虚假陈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又对持股单价的计算更全面、客观，更能反映投资者真实的投资成本，应予采用。在证券市场系统风险因素扣除问题上，法院采用同步指数对比法，相对精确认定每个投资者受证券市场风险影响的程度。具体方法是：从投资者第一笔有效买入日起，以与个股买入均价、卖出均价及基准价格相同的计算方式，同步计算相应买入期间的指数均值、卖出期间的指数均值和揭露日到基准日期间的指数均值。指数均值的计算对应投资者交易记录，取投资者每笔交易当天的收盘指数和交易数量，以与个股买入均价相同的计算方式进行移动加权计算指数均值。通过各交易期间的指数均值可以得出指数跌幅，将上证综合指数、申万一级行业指数和申万三级行业指数的跌幅一一计算后，获取指数平均跌幅。再将指数平均跌幅与个股跌幅进行对比。计算公式如下：  法院认为，采用个股均价与同期指数均值进行同步对比的方法，较为客观、精确、合理。第一，该方法针对每一个投资者的不同交易记录分别判断证券市场风险的影响，体现差异性，也涵盖了投资者的整个持股区间，更为公平全面。投资者经历的市场风险越大，相应的扣除比例就越高。第二，该方法选用了3+X指数作为市场风险对比的指数，该指数包括上证综指、申万一级行业指数和申万三级行业指数，既考虑了大盘的影响，又比对了同行业以及与个股最密切相关行业的影响，在市场风险影响程度的判定上更严谨。第三，同步指数对比法将个股的买卖情况与同期指数变动做紧密贴合的比对，分别计算出个股第一笔有效买入日后的买入期间内、卖出期间内或者揭露日至基准日期间相对应的指数均值，并在指数均值计算方法上，将不同交易时点的股票交易数量纳入考量因素。第四，经过反复验证，同步指数对比法确定的市场风险比例的结果与投资者的真实损失情况更接近。【裁判意义】该案系全国首例实施证券纠纷示范判决机制的案件，也是继2019年1月上海金融法院发布全国首个证券纠纷示范判决机制的规定后，根据该规定选定的首个示范案件。该案对近年来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中有关行政处罚与民事侵权的关系、因果关系的认定、投资差额损失的计算方法、证券市场系统风险扣除比例等诸多法律争议问题进行了深入具体的分析论证。在引入第三方专业机构损失核定机制的同时，创设性地构建了精细化的损失计算方法，对同类案件具有较强的示范意义和引领作用。第一，该案明确了行政处罚与民事侵权行为的关系。在行政处罚前置程序下，虽然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已受到行政处罚，但行政责任与民事责任构成要件不同，审查标准也存在差异，因此，被行政处罚的行为并非必然构成民事侵权。证券虚假陈述行为是否构成民事侵权仍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并结合侵权责任构成要件依法进行审查。人民法院认定证券虚假陈述民事侵权的审查标准应当是客观标准，即并不以上市公司在实施虚假陈述行为时存在欺诈、诱导等主观故意为必要条件，审查的核心是重大事件未披露是否足以影响投资者的投资决策，足以影响市场交易价格。第二，该案探索确立了既符合现有法律规定又相对公平合理的投资差额损失计算方法。该案以“第一笔有效买入后的移动加权平均法”作为买入均价的计算方法，该方法消除了以往司法实践中常用的实际成本法、先进先出法所带来的弊端，尽可能地剥离影响股价的其他因素，客观全面地计算投资者买入成本。第三，该案探索确立了科学化、精细化、个性化扣除证券市场系统风险的计算方法。“同步指数对比法”将个股跌幅与指数跌幅进行同步对比，明确了证券市场系统风险扣除的考察区间及扣除比例的计算方法，更为精准地核定每个投资者受市场风险影响的比例程度。该案解决了以往司法实践中在证券市场系统风险的扣除问题上只能以酌情认定统一比例的困扰，引入专业的定量数据分析，更为精细地推动损失赔偿的科学化、合理化。-END-

来源 | 水上危防船东保赔协会负责赔偿除保险公司以外的全部损害，如海洋污染损害⋯国际船东保赔协会集团是出于分保目的和解决大多数成员关心问题而组成的联营体，是非法人团体并且由某一成员协会的代表管理，集团目前主要的13个成员协会为世界大约90%的远洋船舶提供责任险，且每个协会都是一个独立的，非盈利的互保组织。今天就请西英格兰俱乐部的理赔总监Quentin Drew为我们介绍一下国际船东保赔协会集团（IG）概况及在溢油应急反应中的作用。※专家介绍Quentin Drew于1993年加入西英格兰俱乐部（West of England），自1994年以来一直任职于该俱乐部香港分会，现为理赔总监，负责俱乐部所有中国和越南会员的理赔管理工作。-END-

为促进价格争议纠纷及时有效化解，不断提高价格争议纠纷调解公信力，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发展改革委、司法部联合印发《关于深入开展价格争议纠纷调解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指出，价格争议纠纷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因商品或者服务价格产生的纠纷。价格争议纠纷调解主要涉及交通事故赔偿、消费者权益保障、医疗服务、物业服务、旅游餐饮服务、工程建设造价、农业生产资料、保险理赔等民生领域。开展价格争议纠纷调解工作，畅通调解渠道、完善制度机制，强化保障措施，是满足人民群众多元解纷需求的重要抓手。《意见》强调，深入开展价格争议纠纷调解工作以建立制度完善、组织健全、规范高效的价格争议纠纷调解体系，提供价格争议纠纷化解公共服务，构建调解和诉讼制度有机衔接的价格争议纠纷化解机制为目标，创新调解方式、建立健全对接机制，完善价格争议纠纷调解工作制度，加强对价格争议纠纷调解的司法保障。《意见》要求，深入开展价格争议纠纷调解工作应当不断畅通调解渠道，建立形式多样、层次分明的调解网络。发生价格争议纠纷的，可以通过价格主管部门所属的价格认定机构、相关人民调解组织、依法设立的其他调解组织三种方式开展调解，充分发挥行政主管部门、人民调解组织、专业性行业性调解组织等在价格争议纠纷调解方面的作用。《意见》强调，切实加强对价格争议纠纷调解工作的指导，及时协调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建立完善价格争议纠纷调解员的遴选、培训、奖惩、退出等制度。各地积极争取当地党委、政府及财政部门的支持，保证价格争议纠纷调解工作的顺利开展。（记者：孙航）《意见》全文最高人民法院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司法部关于深入开展价格争议纠纷调解工作的意见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四中全会关于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重大决策部署，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进价格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意见》，现就深入开展价格争议纠纷调解工作，提出如下意见。一、总体要求（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关于推进价格机制改革和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要求，明确调解范围，畅通调解渠道，完善制度机制，强化保障措施，依法、公正、高效化解价格争议纠纷，不断提高价格争议纠纷调解公信力，满足人民群众多元的纠纷解决需求。（二）基本原则。坚持依法调解。不违背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坚持调解自愿。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愿，积极引导当事人优先选择调解方式化解纠纷，促进双方当事人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达成调解协议。坚持便民高效。合理布设价格争议纠纷调解组织网络，灵活确定纠纷化解方式，提高调解工作效率，确保调解工作质量。坚持创新发展。充分发挥基层首创精神，鼓励基层因地制宜、形式多样地开展工作。（三）工作目标。深入开展价格争议纠纷调解工作，及时有效化解价格争议纠纷，建立制度完善、组织健全、规范高效的价格争议纠纷调解体系，提供价格争议化解公共服务，构建调解和诉讼制度有机衔接的价格争议纠纷化解体系。二、主要任务（四）明确调解范围。价格争议纠纷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因商品或者服务价格产生的纠纷。价格争议纠纷调解主要涉及交通事故赔偿、消费者权益保障、医疗服务、物业服务、旅游餐饮服务、工程建设造价、农业生产资料、保险理赔等民生领域的价格争议纠纷。以下情形不属于价格争议纠纷调解范围：1.属于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的；2.涉嫌价格违法、依法应当立案查处的；3.价格争议事项涉及非法渠道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4.涉及违禁品及国家明令禁止生产、流通及销售物品的；5.其他不适宜开展调解的价格争议纠纷。（五）畅通调解渠道。发生价格争议纠纷，可以通过以下途径调解：1.价格主管部门所属的价格认定机构调解；2.相关人民调解组织调解；3.依法设立的其他调解组织调解。（六）创新调解方式。认真总结实践中行之有效的价格争议纠纷调解方式方法，引导当事人优先选择调解方式化解价格争议纠纷。积极探索在线调解等工作，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及时、便捷化解价格争议纠纷的新要求。（七）健全对接机制。采取联合调解、协助调解、委托移交调解等方式，建立价格争议纠纷行政调解、人民调解、行业性专业性调解、司法调解衔接联动的工作机制。完善诉调对接机制，探索在法院诉讼服务中心设置调解室，对适宜调解的价格争议纠纷，引导当事人选择先行调解。健全委派、委托、诉中协助调解机制，促进纠纷的合理分流。规范纠纷流程管理，对调解不成功的纠纷，依法转入审判程序，切实维护当事人权益。（八）完善工作制度。建立完善重大疑难事项专家会商制度，加强与本地矛盾纠纷调处中心、专业性纠纷化解平台的协调对接，及时协调解决重大典型价格争议纠纷。鼓励建立联席会议等制度，加强对价格争议纠纷调解工作的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建立价格争议纠纷案件研判制度，通过业务交流、发布典型案例、司法建议等方式，推动依法解决价格争议纠纷。（九）强化司法保障。价格争议纠纷调解机构或组织主持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经当事人签字或盖章后，具有民事合同性质，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双方当事人认为有必要申请司法确认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经人民法院确认调解协议有效，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或者未全部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人民法院在立案登记后委托价格争议纠纷调解组织进行调解达成调解协议的，由人民法院审查并制作民事调解书结案。三、强化保障措施（十）加强组织领导。切实加强对价格争议纠纷调解工作的指导，及时协调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积极推动各地以地方性法规或者政府规章的形式出台价格争议纠纷调解办法，会同有关部门、司法机关研究制定相关政策。人民法院吸纳符合条件的价格争议纠纷调解机构或组织进入人民法院特邀调解组织名册，吸纳价格认定专业人员、人民调解员、行业调解员、律师、相关专家等进入人民法院特邀调解员名册，为当事人提供准确的调解组织和调解员信息。（十一）加强队伍建设。建立完善价格争议纠纷调解员的遴选、培训、奖惩、退出等制度。积极吸纳价格认定专业人员、人民调解员、行业调解员、律师、相关专家等担任价格争议纠纷调解员，组建价格争议纠纷调解专家库，建立调解员定期培训制度。加强价格争议纠纷调解员培训工作，拓宽培训形式，强化职业操守，推动调解员全面提升专业知识、职业素养和调解技能。（十二）强化工作保障。价格争议纠纷调解工作不得收取任何费用。各地要积极争取当地党委、政府及财政部门的支持，保障价格争议纠纷调解工作在调解场所、办公设备、工作经费、专业人才聘用、信息化建设等方面需要，保证价格争议纠纷调解工作的顺利开展。（十三）积极总结推广。及时总结基层一线的典型做法，充分利用现代化传媒手段，加大宣传力度，使社会各界了解价格争议纠纷调解工作。在具体调解工作中，特别是在处理一些问题突出、情况复杂以及涉及与行政管理有关的价格争议时，各地要加强交流，相互借鉴，适时总结典型经验加以推广。-END-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发展改革委、司法部联合印发了《关于深入开展价格争议纠纷调解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深入开展价格争议纠纷调解工作作出全面部署。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发展改革委、司法部相关负责同志就《意见》制定和实施有关问题，回答记者提问。问：请介绍一下《意见》出台的背景和意义？答：《意见》的出台是贯彻党的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落实中央关于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要求的重要举措。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努力将矛盾化解在基层”，对新时代进一步开展矛盾纠纷多元预防化解机制提出了进一步要求。价格争议纠纷是最为常见的社会矛盾纠纷之一，其他矛盾纠纷也会通过价格争议反映出来。开展价格争议纠纷调解工作可以简化纠纷处理程序,减轻行政部门和司法部门的工作压力。价格争议纠纷调解工作对突发性、群体性、重大事件的化解作用明显，有利于及时掌握价格争议纠纷信息，有效降低矛盾激化，进而演化成群体事件的可能性。因此,深入开展价格争议纠纷调解工作，有利于提前消除纠纷隐患，避免矛盾深化，真正实现“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意见》的出台有一定的实践基础。近年来，各地价格主管部门所属的价格认定机构积极转变角色，不断改革创新，价格争议纠纷调解工作得到蓬勃发展。2008年8月，广东省印发《价格争议调解处理暂行办法》，在全国率先开展价格争议纠纷调解工作。经过十多年的发展，目前全国已有29个省市不同程度地开展了价格争议纠纷调解工作。全国各地方结合自身实际，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形成了百花齐放、各具特色的工作局面和方式。2017年5月，江苏省仪征市物价局与仪征法院共同建立首家价格争议调解工作室。价格主管部门、人民法院在价格争议纠纷调解工作上有了一定的工作基础，形成了可推广可复制的经验。在《意见》起草过程中，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发展改革委、司法部组成联合调研组，多次到地方价格调解站点、人民法院、人民调解委员会调研，总结价格争议纠纷调解的实践经验，可以说，地方实践经验是《意见》起草的重要基础。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发展改革委、司法部联合发布《意见》，推动价格争议纠纷调解工作，在司法、人员、经费等方面给予价格争议纠纷调解工作有力的保障。人民法院充分发挥司法功能，在诉调对接、调解协议效力确认方面可以提供保障与支持。各级价格主管部门所属的价格认定机构，目前在涉及纪检监察案件、刑事案件财物价格认定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具有系统完备，规章制度健全，人员素质高专业性强，分布较为均衡的优势，在价格争议纠纷调解工作上可以给予专业保障。司法行政部门作为调解工作的主管部门，在现有调解资源的基础上，整合价格争议纠纷调解力量，共同推动价格争议纠纷调解队伍的建设。问：请介绍一下《意见》的适用范围？答：《意见》第四条明确，价格争议纠纷调解工作适用范围为，平等民事主体之间因商品或服务价格产生的纠纷，并且具体规定了不属于价格争议纠纷调解的情形：对于属于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的；涉嫌价格违法，依法应当立案查处的；价格争议事项涉及非法渠道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涉及违禁品及国家明令禁止生产、流通及销售物品的；其他不适宜开展调解的价格争议纠纷。当前，价格争议纠纷主要涉及交通事故赔偿、消费者权益保障、医疗服务、物业服务、旅游餐饮服务、工程建设造价、农业生产资料、保险理赔等民生领域。在这些领域，人民群众对依法、平稳、有效化解纠纷有着迫切的需求。开展价格争议纠纷调解，为人民群众提供专业化的调解服务，并且不收取任何费用，在满足人民群众多元的解纷需求，将矛盾纠纷化解在源头方面可以发挥积极作用。问：在畅通调解渠道上，《意见》作了哪些具体安排？答：《意见》第五条规定，“发生价格争议纠纷，可以通过以下途径调解：1.价格主管部门所属的价格认定机构调解；2.相关人民调解组织调解；3.依法设立的其他调解组织调解。第一种调解，是价格主管部门所属的价格认定机构的调解，这里的价格认定机构从属于价格主管部门，目前全国共设立3000多个价格认定机构，有价格认定人员1.5万余人，可以充分发挥系统优势，建立起公正、高效的价格争议纠纷调解机制。第二种调解是人民调解组织调解。人民调解是我国法制建设中一项独特的制度，是现行调解制度的组成部分。人民调解组织遇有价格争议纠纷时，可以单独或与价格认定机构联合开展价格争议纠纷调解。第三种是依法设立的其他调解组织的调解。通过以上三种渠道，可以促进价格争议纠纷调解建立起形式多样，层次分明的调解网络，最大限度的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的纠纷解决需求。问：《意见》对价格争议纠纷调解工作提出了哪些具体要求？答：在价格争议纠纷调解方式上，《意见》要求在实践基础上不断创新。从事价格争议纠纷调解工作的人员要认真总结实践中行之有效的价格争议纠纷调解方式方法，引导当事人优先选择调解方式化解价格争议纠纷，还要不断的探索应用在线调解方式便捷化解纠纷。在工作机制层面上，《意见》要求进一步健全行政调解、人民调解、行业性专业性调解、司法调解衔接联动的工作机制。完善诉调对接机制。建立完善重大疑难事项专家会商制度，加强与矛盾纠纷调处中心、专业性纠纷化解平台的协调对接，及时协调解决重大典型价格争议纠纷。鼓励建立联席会议等制度，加强对价格争议纠纷调解工作的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推动建立价格争议纠纷案件研判制度，通过业务交流、发布典型案例、司法建议等方式，推动依法解决价格争议纠纷。问：为保障价格争议纠纷调解工作深入开展，《意见》做了哪些规定？答：《意见》从三个方面入手，保障价格争议纠纷调解工作的顺利开展。一是保障调解人员素质。《意见》要求加强队伍建设。建立完善价格争议纠纷调解员的遴选、培训、奖惩、退出等制度。积极吸纳价格认定专业人员、人民调解员、行业调解员、律师、相关专家等担任价格争议纠纷调解员，组建价格争议纠纷调解专家库，建立调解员定期培训制度。加强价格争议纠纷调解员培训工作，拓宽培训形式，强化职业操守，推动调解员全面提升专业知识、职业素养和调解技能。人民法院吸纳符合条件的价格争议纠纷调解机构或组织进入人民法院特邀调解组织名册，吸纳价格认定专业人员、人民调解员、行业调解员、律师、相关专家等进入人民法院特邀调解员名册，为当事人提供准确的调解组织和调解员信息。二是保障价格争议纠纷调解工作具备良好的开展条件。《意见》要求价格争议纠纷调解工作不得收取任何费用。各地要积极争取当地党委、政府及财政部门的支持，保障价格争议纠纷调解在工作场所、办公设备、工作经费、专业人才聘用、信息化建设等方面的需要，保证价格争议纠纷调解工作的顺利开展。三是保障调解协议效力。价格争议纠纷调解机构或组织主持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经当事人签字或盖章后，具有民事合同性质，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双方当事人认为有必要申请司法确认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经人民法院确认调解协议有效，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或者未全部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人民法院在立案登记后委托价格争议纠纷调解组织进行调解达成调解协议的，由人民法院审查并制作民事调解书结案。问：相关部门对于贯彻落实好《意见》有什么考虑？答：《意见》印发后，各级人民法院、司法行政部门、价格主管部门（价格认定机构）要高度重视价格争议纠纷调解工作，切实抓好贯彻落实。一是加强组织领导。切实加强对价格争议纠纷调解工作的指导,及时协调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积极推动各地以地方性法规或者政府规章的形式出台价格争议纠纷调解办法，会同有关部门、司法机关研究制定相关政策。二是加强交流互鉴。及时总结基层一线的典型做法，特别是在处理一些问题突出、情况复杂以及涉及与行政管理有关的价格争议时，各地要加强交流，相互借鉴，适时总结典型经验加以推广。三是加强舆论宣传。要大力宣传价格争议纠纷调解的作用与优势，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优先选择价格争议纠纷调解，为价格争议纠纷调解工作的开展营造良好的环境。充分利用现代化传媒手段，加大宣传力度，使社会各界了解价格争议纠纷调解工作。-END-